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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2009年2月14日  

2009-02-14 21:02: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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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秘书谈高饶事件的鲜为人知的内幕

  《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赵家梁、张晓霁著,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本文所引该书文字皆出自此版)。

  “高饶事件”,是建国以后中共党内斗争的首要大事,至今没有得到公正评价。本书在披露这一被重重帷幕遮盖着的事件内情的同时,提供了作者自身的思考。

  赵家梁(1920—2007年),1952年任高岗秘书,1954年任高岗管教组组长,直至高岗自杀身亡。他从组织上派遣的管教、监视者转变为高的同情者、“高饶事件”的怀疑者,这一转变为本书提供了客观性。本书涉及史实是多方面的。本文摘录的是书中描述的自建国以后毛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考量、对刘少奇态度的演变,以及高岗在此过程中所充当的角色。

  一、事件演变梗概

  本书认为,“高饶事件”实质上折射的是毛的接班人问题,是毛与刘少奇的关系问题。

  本书梗概如下:

  早在建国初期,毛与刘少奇关于建国方略的意见分歧日深,因而产生不满。相比之下,毛对高岗信用有加。他曾明里暗里向高透露过自己对刘不满,以及想叫刘“挪挪位子”,当议长或国家主席等打算。于是,高岗就出来进行反对刘的活动,他以为这是帮助毛解决接班人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只要仔细看一下“文化大革命”中所揭露的那些关于刘的“罪行”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高岗当年反对刘的言论。只不过在1954年,高所散播的反刘言论,都被说成“造谣”、“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是要“拱倒刘少奇取而代之”的“反党阴谋”。高正是因此而落马。

  1953年夏秋,中央召开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毛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划线,把刘划入“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准备”的人,并对其“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大加伐斥。这是与刘的第一次公开交锋。然而,他遇到很大的阻力,在相持几个月之后,暂时让步,转而强调团结。

  到了12月,毛突然把矛头转向高岗,而且给他定个“要造反”、“想当万岁”的罪名。从此,高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个转变实在太大,太突然。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使毛突然改弦更张,断然改变战略部署,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变为联合刘除掉高岗。个中奥秘和实情,本书将一一缕述。

  二、毛对刘越来越不满意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在中国,由斯大林逝世引出的问题是,六十岁的毛“之后”怎么办?于是,在中央高层,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成为1953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那么,谁是毛的接班人呢? “七大”以来,刘少奇一直被公认为接班人,但建国以后,毛对他越来越不满意。

  作者认为,毛与刘从相识到最后彻底决裂,经历整整五十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三阶段是1943—1953年,他们在中央共事,一方面毛很器重刘少奇,把他作为主要助手和接班人,一方面也进一步了解他、考察他。开始对刘由不怎么满意,逐步发展到,想要把刘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这个阶段对刘来说十分重要,决定他以后的命运。这期间,毛在十分器重刘的同时,开始对刘有些看法,特别是中央进入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刘日益不满。

  引起毛对刘少奇有看法和不满的,主要有这么几件事:

  日本投降后,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张;

  1945年秋冬,对东北地区的工作方针前后不一致;

  1947年在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对农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

  对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一些不妥言论;

  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支持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主张确立、巩固新民主制度,十多年内不搞社会主义;

  搞分散主义,未经毛阅,就印发中央文电等等。

  由此种种,毛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子”。


  三、高岗很被毛看好

  与刘少奇相比,高岗却很被看好。毛认为高对他的意图领会好,接受快,并率先在东北实施,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因此,在不断批评刘的右倾 “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对高却大加赞扬,一再推广东北的经验,要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高岗和东北就像是他实现宏伟蓝图的样板田。而高则由于赏识和推崇,显得与众不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把高看成毛的“心腹”。

  后来,毛推举高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和计委主席等要职,委以重任。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中央曾经考虑派高岗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去苏联参加吊唁和葬礼(后是派周恩来去的);6月,苏共发生 “贝利亚事件”后,中央派高岗赴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的紧急通报。这时的高是备受器重。这种器重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好像老人家重用他”。

  作者认为:

  毛和高岗,有着相似的生长环境与经历,他们的思想感情、思想方法,甚至作风,都有着许多相似或共同之处。

  但是,作为政治家,毛远非高所能比。毛是博览群书,阅历深广,熟知中国历史,掌握政治家的谋略,并能把它们巧妙地运用于同对手的斗争之中。……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几经曲折反复,毛深刻了解政治斗争之残酷,因此,他对身边的人时时怀着警觉和猜疑,在使用他们的同时,又观察、考验、提防他们,甚至有意地试探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对刘如此,对林彪、彭德怀如此,高岗自然也不例外。

  相比之下,高岗只能算个草莽英雄。他对人比较轻信,很重义气。他不仅对毛深信不疑,对其他人也都无一例外。他不齿于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残酷手段。……他与毛的关系如君臣,如父子,信赖之余,更多的是敬畏。二人在政治素质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是造成悲剧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私房话”与绝密任务

  高岗1952年10月到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仍保留原有职务。

  高岗到京后,几乎天天与毛见面,颇多交谈。毛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把一些绝密的事交给他做,其中不少与刘少奇有关。他在反省时说到一些这类“私房话”的内容,如:

  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帮助不大;

  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

  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

  少奇要架空他,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1953年3月间,高岗亲眼目睹毛因为刘少奇、杨尚昆等,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的“破坏纪律”行为而大发雷霆,深为震动……;

  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

  毛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递国书等事务)。

  1953年春夏之交,毛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之信任非同一般。

  高岗把查敌挡的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给毛送交一份报告。以后毛再未提过此事。时隔14年后,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难道是偶然的吗?

  五、陈云的鼓励与建议

  毛交办的绝密任务,高岗迫不及待地告之他特别信赖的陈云。高说,看来,毛与刘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少奇的革命品质产生怀疑。

  陈云沉思片刻,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后来,高岗与陈云多次交换看法。

  联系到查敌档的事,他们一致认为,刘过去在政策上不稳,不能在中央掌舵,现在政治上又受到毛的怀疑,作接班人的确不合适。

  高岗在开枪自杀未遂之前给毛的绝密信中,揭发交代如下的谈话内容:

  陈云说:“看来,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这块心病。”

  那么,这事由谁牵头好呢?他们分析了几位堪当此任的人:朱德德高望重,最为理想,可惜年纪大了;林彪虽然年轻,且有号召力,但身体多病,建国后长期休养,很少露面,连抗美援朝的担子都不接,更不会接此重担。此外还有谁呢?高岗说:

  “陈云同志,我看只有你出来牵头最合适了。”

  陈云摆摆手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当时,高岗低头沉吟。

  陈云又说:“你先干起来,先不忙告诉毛主席,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

  惟高岗事发,陈云是另一个说法,称高为拉拢他,对他“封官许愿”,讲“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之类的话。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称,高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垫背的”。孰是孰非,今天已是死无对证。

  六、“有薄无林”名单的外泄扩散

  作者认为,“有薄无林”名单的扩散,是毛从借助高反对刘,变为联合刘除掉高的重要转折点。

  此事传说甚多,以下为作者引述高岗的一种说法。

  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这一次例外,是由毛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本人,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毛对此文件之重视,也说明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有薄无林”)。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

  作者接下来说:

  “有薄无林”,在当时看来确实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授意的。他在反省时承认:“我主观主义地以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订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是少奇同志授意,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他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谈过这个看法,还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

  此即为以后所说的“批薄射刘”。作者称:

  在对待这个名单的问题上,高岗确实表现得不正常,而且犯有很大的错误。他不但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向毛谈,也没有在中央的会上谈,更没有找刘谈。尤其是‘有薄无林’这个问题,更是应该向毛谈而未谈,是高岗的极大错误。

  高岗另一个大的错误是他没有听毛“不许扩散”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他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名单,藉以攻击刘。这是违反纪律的行为,且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也引起毛对他的怀疑和警惕。导致形势自此急转直下。

  七、“自铸大错”

  作者认为:

  高岗沉浸在器重与赞扬之中,得到毛的明言与暗示,又被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刘的种种议论所蛊惑,便认准了让刘“挪挪位子”,把刘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的意图,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他接受陈云的建议,甘愿担当重任,自以为这是对毛尽忠尽力,除去其心病;以为这既是为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报答知遇之恩,是办一件大好事,准会得到毛和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于是便冒出一股“我不出头谁出头”的傻气,一马当先,积极行动起来。

  高岗最大的失策是:第一,错估形势,选错时机。……第二,听信陈云的话,事先没有向*请示报告就干起来。这正好成为他“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的把柄。第三,自以为深受信任,把他们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洩露了*的“天机”,打乱其战略部署,而且授人以柄,让自己背上“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

  1954年2月17日,高岗开枪自杀未遂,即被实施“管教”。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据说,在高死后的许多年里,毛仍然经常提到他。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多次提到高岗,提到高之死,他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遗憾什么?他是假惺惺,还是真遗憾?

  八、高岗虽死,毛与刘的斗争却了犹未了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毛表面与刘少奇维持团结合作的局面,但却貌合神离,斗争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里积蓄力量,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时时敲打刘一下。

  1955年7月,毛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点的是邓子恢的名,实际上是批评刘少奇。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是刘让陆定一组织人起草、并经刘审定的。毛不赞成,却不公开点名批评刘,而是指桑骂槐地点名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在1956年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当选为党的副主席。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增补为党的副主席。这正是当年高岗和陈云议论过的设想。

  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在开会的第一天就宣称:我是中国的统帅,邓是副帅。毛早就已经不把刘少奇看作副帅了。

  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这也是毛早就设计好的过渡方式:给刘一个名誉职务。这也正好应验当年高所说的“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这个“谣言”其实并非谣言。

  1962年夏秋,从7月到9月,连续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就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农村坚持社会主义等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右倾翻案风”,其实都是批评刘的。

  1964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毛正在和一些先到会的同志闲谈,见刘进来,便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

  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说,光开调查会不行,要工作组下去搞扎根串联。开调查会是毛历来的主张,听刘少奇如此说,他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在一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问题的讨论中,毛强调四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插话说:“四清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

  例子太多,已难一一枚举。

  作者说:

  此时,毛已根本不打算放过刘。1964年6月16日,毛在北京十三陵召开一次政治扩大会议上讲接班人条件第三条时,说到高:“原想把他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这话令与会者震惊,许多人并不了解指的是谁,也有些人不免想到,这是否暗示,是刘少奇把高岗搞死的?

   九、文革: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被定为“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刘少奇的党内排名从第二位滑落至第八位。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公报宣布: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肃清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全会通过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审查报告》列举:

   “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卖活动的罪证。”其中“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称: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

   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

   当敌要刘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 ‘释放’。

   刘奴颜婢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人被捕、被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从东北敌伪档案中搜集的“证据“,当年毛就曾亲自让高岗极秘密地调查过。十五年后,终于派上用场。

   作者称:

   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们不顾他(注:指刘)身患重病,强行将他秘密押送至开封,抛在一个旧银行的地下室里。27天之后,1969年11月12日,刘悲惨去世(这与高岗当年所受冷遇又相似,却又更为悲惨)。

   从1953年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1969年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经历整整16个年头。

   作者以上所说大抵都没有错,唯一需要更正的是——“强行将他秘密押送至开封”的,不是什么“造反派们”,而是毛所操控的中央办公厅及8341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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