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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2009年5月26日  

2009-05-26 08:25: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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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狂生康有为(上)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将是康有为在中国历史坐标图中永恒的坐标。

他出身平凡,经过若干年的奋斗,终于到达天子身边,施展宏图,力图挽狂澜于即倒,撑大厦之将倾。如果他成功了,那将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又一个诸葛亮、王猛似的标杆人物。虽然这场维新运动中他不是高官显贵(仅仅是六品官),不是战斗在第一线的战士(没有与皇帝策划一个又一个上谕),但在同志和敌人心中,他永远是这场改革的旗手。

改革这一天的到来,那是他至少40年的梦想啊!!

托身明主、展才济世,从来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这个理想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实现。纵观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史,比比皆是怀才不遇和怀才误身者。李白“斗酒诗百篇”,其酒,是怀才不遇的浇愁之酒,以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只有月亮与自己的影子是自身才干的知音了。所幸他虽然怀才不遇,却不曾误身,终有“诗百篇”留芳千古。而多数知识分子就不如他,虽怀才,却既“不遇”,又“误身”,闯荡到老,只唱着“归去来兮”而自娱,连所唱的都不是自己的创作,于是“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倒不如无才的好了:但正因为如此,“虽九死而犹末悔”者反倒更加受到知识阶层的崇敬。在晚清那个多事的时代,康有为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榜样。

康有为是从旧学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他偶然从康家两万卷的藏书中翻出了《海国图志》等几本新学著作,他将永远沉缅于旧学,不能自拔。但新与旧的冲突显些把他弄疯了。

原因在于他的抱负至大。他的家乡,广东省南海县西樵苏村之敦仁里(今广东省南海市丹灶镇),地近广州,得外洋风气之先,文化发达。有适宜生产知识分子的气候,土大夫们“以理学兴起,肩摩迈接,彬彬乎有邹鲁之风”。于是,在这样的气候中,在一八五八年三月十九日,在敦仁里深处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里,子夜时分,一声尖厉的哭声,康有为诞生了。正如他后来自己的描述: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有可为,以圣贤为必至可期——有为、有为,他一出生,便似乎预示了他的一生正将大有可为。

他很聪明。六岁便读四书,读书以寸记。就像他的胞弟康广仁对他的学生们说的那样:“你们先生,从小就很用功读书,每天早上拿五六本书放在桌上,右手拿把很尖利的铁锥,用力向下一锥,锥穿两本书,今天就读两本书;锥穿三本书,今天就读三本书,每日必定要读一锥书。他有时要完成看一锥书的任务,看书看得上眼皮闭不下来。”总之,康有为发誓:三十岁前读尽圣贤书。因此,同乡笑之曰“圣人为”。

具有如此伟大抱负的准圣人,当然不会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讨厌科举、不重功名”。在那个时代,科举是中国知识分子扬名立万的唯一道路,康有为岂能免俗。于是,这位在戊戌变法中力主“废科举”的康圣人,中举之前,逢科必试,甚重功名。然而事与愿违,他三应乡试,三次落榜.大受刺激,“愤学业之无成”。

如此天才人物却学业无成,是老师还是学生的问题呢?在康有为及其家人看来,当然是老师的问题。从启蒙到赴举,康有为的家人为他十易其师。终于,1876年,十九岁的康有为出现在南海县九江乡的礼山草堂,成为朱次琦的学生。

朱次琦(1807-l882),人称九江先生,广东南海人,清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也是著名的清官。朱次琦比较敏锐地觉察到当时国学的种种偏颇,力图从儒学的源头——孔子之学那里汲取活力、寻求解决时弊的办法。他临终前将自己一生的文稿焚毁殆尽,成为再传弟子梁启超眼里中国旧学的一个句号。这个讲学终身的道学先生,极端讨厌洋务,这世界上一切外来的新东西,他无不反对。就在康有为拜他为师的1876年,得知朝廷派遣原广东巡抚郭嵩焘使英,竟大为愤怒,撰文斥之“何辱国如此”。

十九岁时的康有为对此公崇拜得五体投地:“当时,我捧着老师的手,接受老师的教导,就好像旅客得到了旅馆,瞎子看见了光明;于是,我洗心绝欲,一心一意,旺依朱门。”他后来还有一个比喻:他的朱先生传授给他的“大道”,就好像供奉在圣堂上,给圣人享用的大块祭肉。

这大块的祭肉,康有为吃得津津有味,培育出一个他一生追求的理想:成为帝师王佐。这当然是大学问。经世致用,用为帝师,做学问的用处,何过于此。

但康有为太着急了。

他一旦选定帝师的理想,便以为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帝师之路,近在眼前。然而,屡应科举不弟,连个举人也考不上,谈何帝师?于是,康有为认定老师指的道路是对的,但老师“道术浅薄”,因此他只当了朱次琦两年的学生,便“悄然而谢本师”,另觅高人。

他找到了佛祖。

1879年,二十二岁的康有为脱离师门,茫茫然走进南海西樵山,在白云洞里搭个窝,专读道教和佛教书籍,试图“习五胜道”以“肉身成圣”。

那西樵山本是南海县有名的风景盛地,松柏交映,泉水叮咚,花开四季,清香宜人。一处灵山秀水,一个乱世狂人,演出一场既痛苦又壮阔的心理剧。有时,他写出诗文,谱上曲子,面对高山大川,放声啸歌,如嵇康长啸。有时,他披散头发,在清流间徘徊,却突然冲到瀑泉之中,让清澈的瀑水冲刷自己。一边冲着,一边狂吼。本来,他是到一个清静之地,来神定自已的未来,但其实,他只有枕卧在石窟瀑泉之间,在震耳欲聋的喧嚣中,才能入睡。

更经常的是“夜坐弥月不睡”,在芳草地上铺一张席子,在溪水之旁搭一个窝棚,清泉贯耳,姿意神游,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他所练习的五胜道,有时还真能使他出现幻觉:“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彘”。但幻觉过后,依然故我,不禁又是长歌当哭。在当时的中国,可有谁能懂得他难以自拔的苦闷彷徨:既有孤芳自赏、扼腕叹息的压抑感,又有锥起东山、必伸大志的宣泄欲,时时悲从衷来,回顾茫然。外间的人们,常常指着西樵山,对自己的儿子说:“那里有一个精神失常的康疯子,你千万不要学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哪里是知我的人呢?

这时候,转机出现了。知我者出现了。

有一天,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与乡宦五六人畅游西樵山,忽然遇到了蓬头垢面的康有为,便交谈起来,但“相与议论不合”。张编修大声呵诋,拂衣而去。康有为呆住了,但依然没有醒悟。没过多久,他怀着一肚子飞魔入心的怪念头,以几乎精神失常的代价,走出了西樵山。

但他听到了什么?他听说那个对他大声呵诋的张鼎华居然对他很是赞赏。张鼎华是这样说的:“这次来游西樵山,那山嘛,不过是一座土山,但却遇到一个异人,这真是痛快呀!”此言一出,粤中士大夫们从此都知道这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康怪人”。

这张鼎华是谁?他的言语何能有如此影响?原来他是个上通朝廷的官员,还是咱广东的老乡!哦,他曾经入直军机处,三十二岁入翰林,终身不婚,也不留文字,同样是个怪人,怪不得能欣赏另外的怪人。

正所谓惺惺相惜!

康有为心头一亮,立刻便认定,这个张鼎华是个必须交结的人。他立刻给张鼎华写了一封信,说“您对我的雅量真让我感动”,然后便走进广州城,屈身下节,拜访张编修。

张鼎华对帝国政坛和中外时事十分熟悉。康有为与他结交后,开始了解帝国政治,并得到他的提携。他后来结交的一批任官京师的粤中名士,如梁鼎芬、邓承修,甚至初为两广总督的张之洞,都出于张鼎华的介绍。康有为后来感激地说:“我自从师从朱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从与张鼎华交上朋友,而得悉近代文献之传。”

但他更重要的收获,是初步铺上了一条通往京师的大道。从此“慨然有揽辔澄清之志”,他觉得他的帝师之梦有盼头了。

1882年,二十五岁的康有为赴北京考试途中,游历了上海,购买了一批科技图书和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政治、法律的社会科学著作。一个零落不全的西方世界,从此在书中向他打开。很偶然,他弄到了一台显微镜,把物质置于镜下,大为惊讶,世界万物之理突然之间豁然开朗。显微镜下,他“看虱子就像车轮,看蚂蚁就像大象,于是悟出,所谓大的和小的,原来是同一个道理呀!那电机、那光线(其实是电线),一秒钟跑数十万里,于是悟出,所谓长久和速度,原来也是一个道理呀!我从此明白了:很大的东西之外,还有更大的东西,很小的东西之内,还有更小的东西;解剖一个东西,你永远也解剖不尽,有一万种东西,就有一万种不同,根据元气之混沌,就能推出太平之世啦!”

然而,康有为可不想成为什么科学家,成为科学家从来都不是这个国家读书人的梦想。他在科学中看出的是政治,点染着浓烈的政治色彩,“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终于“尽破藩篱而悟彻诸天”。而这一悟,就真的把一个怪人悟成了一个圣人,他的所学所感一下子融会贯通了:“合经学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顾变,剖析今古,考察未来,妙语精理,日新大进。”

那一年,他又没有考中举人,但他成圣了。一旦悟出自己原来真的是个圣人,他就立刻着手把自己的“圣道”卖给帝王家,而且,一下子就想卖个好价钱。

1885年4月,张鼎华要康有为陪着他到北京去。但到京又能怎么样呢?康有为忽然头痛大作。几乎疼死,眼睛也疼得不能识文断字。医生来了,束手无策,说,没办法。康有为用毛巾裹住头,满屋于转圈,“行吟于室,数月不出”。他觉得自己真的要死了,便开始检视书稿,从容待死。忽然找到一本西医书,读之。本来不相信,但反正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使试着吃西药,不料那头痛病竟然渐渐地好了。于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每天到村后的一棵大树下转着圈行走,走了一个多月,病愈。

1888年仲夏,三十一岁的康有为应张鼎华之召,又一次来到北京,参加他一生中的第三次乡试(考举人)。此时,张鼎华已官授御史,康有为高兴得就好像他自己也升了官一样。

然而不幸的是:康有为的登科梦再次破碎,张鼎华也突然去世。康有为大为伤感,但在为张鼎华办丧事时,却说自己“病而不悲”。这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因为他太痛苦了,在张鼎华的灵前所作祭文中,他又痛不择言,文中竟说:“竹君已往,覃溪为谁?”

这又是一个典故。乾隆年间,大师戴震来到北京的时候,全靠翰林学士朱筠(字竹君)揄扬,方才名动京师。但突然之间,朱筠失势,戴震立刻被政敌攻击为“破碎大道”。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名,等于说他是知识界的叛徒!但就在这时,内阁学士翁方纲(字覃溪)出头为戴震辩解,使他终于先是中举,再由乾隆皇帝特命殿试,钦赐进士。是的,“竹君已往”—一当年的戴震曾失去政治靠山,这就好像一直为康有为的仕途护法的张鼎华死了一样;“覃溪为谁”——当年的戴震又有了一个翁方纲成为他的仕途护法,那么,我康有为的仕途护法又是谁人呢?

此时的康有为,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虽三试未捷,却“学有所得”。他参透了帝国统治术的奥秘:只要能够操纵君王,“挟独尊之术”,便能顺利地把自己的政见销售出去。

真巧。这年七月,天坛祈年殿遭到雷击,引起大火焚烧。迷信的慈禧太后慌了,七月二十七日正式宣布,明年光绪大婚礼成,她便交权退休。此时,慈禧已二度垂帘听政十五年,光绪也已年满十八岁。康有为屈指一算,天哪:该当圣人出世了!

按照康有为的算法,天坛祈年殿,这座象征天降皇权的宝殿,从当年建成到今年焚毁,整整“五百年矣”。而治在此时,光绪即将亲政,按照孟子的预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则年轻的光绪,必是受命改制、大有作为的圣君。

那能够辅佐君王的圣人是谁呢?找来找去,只有自己能够胜任。自己不是从小就被人称为康圣人吗?汉朝时的纬书上说,孔子曾经“端门受命”。真是无巧不成书:圣君即现,他康有为,就将是天命已定的辅佐圣君的帝师呀!

新朝将立,托命纬书,专制政体,万年惯例。其实,说穿了,那不过是一套“应天命”的说法而已。实际情况很简单:慈禧将交权,光绪将掌权,独裁君主的权力转移,首先意味着帝国中枢的人事改组。这是政治常识,也是—切野心家大搞政治投机的好时机。康有为是不是政治野心家,很难论定。但他具有强烈的领袖欲,膨胀到自我感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地步,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当此关头,康有为思出其位,认定他准是块宰相坯子,确也符合逻辑的。

因此,尽管乡试未捷,康有为仍居京不归。他在张鼎华死后,很快靠上了一位“翁覃溪”——据说是“直言敢发,忠义愤谏,直声震朝野”的监察御史屠仁守。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评价这位屠御史:“监察御史屠仁守,笃守朱学,忠纯刚直,我每次与他谈论国家大事,他都痛哭流涕,整个朝廷没人比得上他。于是,我频频代他向朝廷草拟奏折。”

康有为开始学着把他的政见通达朝廷。根据历史学家疏理,康有为代屠仁守草拟的奏折有好几道,其中最著名的是《门灾告警折》。

那是1889年1月21日,贞度门忽然火起。灾施太和门,栋柱皆毁,瓦铁俱飞、百官仓皇,小民色变。太和门乃正朝之门,其设也,以“王居门中”为义。因此,历朝历代,守门体制崇严。修建工材坚致,峻巍十余丈,墉厚七八尺。人们惊异的是:就算守门人有疏忽之罪,却何至于火起贞度门而殃及太和门,且火焰上扬,真不可遏制。非要烧个精光不止!更要命的是;就要过年了,按照预定计划。光绪的大婚、朝贺、亲政、太后的归政等诸种大型圣典,件件近在眼前。此时此刻,门兆忽焚。修之为时不及,不修行礼无地,真真好像是上天有意告警。

专制政体的君主,谓之真命天子。其所惧者,唯有上天。一旦忽来天火,自然惧为天谴,必须寅畏天威,一切仰承天鉴,方可告罪于天。但上天究竟送来一个什么警告,这就需要朝中百官来说明了。当此之时,正是以言官为任的监察御史们大显身手的时候。

这时,屠仁守来找他了,希望他代写一个《门灾告警折》,并授以大意:请慈禧太后归政后颐养天年的颐和园工程停止修建;请光绪亲政后,他的父亲醇亲王不要干预政事;当朝的宰相不好,这次火灾就是警告此当国之人,请予罢免;请那些太监们也不要再干预朝政了……等等。

但康有为没按屠仁守的指示办。他草拟的《门灾告警折》,其内容却是:

一、请罢不急之园工,以奉天戒。

二、慈禧归政后,中外臣工有紧要奏章,仍然要呈达慈禧,并在台头恭书“太后圣鉴”。就是说,慈禧归政后,至少还要当一半的家。不仅如此,这一条还要请朝廷下达给九卿,命令他们拟出章程来,昭示外廷,一定要严格执行。

三、命令朝廷大臣,都要做一回检讨,看自己的错误是什么。而且不要阻碍有才能的贤人,许多现在虽然还是小官小民的宏远之士,是能够在国家的艰难时期出把子力气的。(似乎在说自己啊!^-^)

然而这份折子,屠仁守没上。

言官说是以扬正驱邪为己任,但何尝不是领导们的马屁虫,最是擅长察言观色。

屠仁守把康有为的第2项内容发挥了一下,在1889年2月18日,离光绪大婚(二十六日)还有八天时间,屠仁守忽然上了一个折子,名:《归政届期,谨溯旧章,直抒管见折》。这份折子说:“臣愚稽考典章,揣度时势,认为,中外奏章,(在慈禧归政后)还应该有一个变通的办法。”这办法便是康有为曾经提出的那个建议:外臣的密折、廷臣的封奏,仍然要恭书“皇太后、皇上圣鉴”。

请注意,在专制国家,凡是需要“密折封奏”的,都是国家大事。应该说,无论这建议是屠仁守的,还是康有为的,虽有讨好慈禧之嫌,其本意还是:光绪太年轻,希望他当政后,能借重太后的长才,治理国家,同时又可减少慈禧与光绪之间的嫌隙。如此苦心,理应得到慈禧的欢心。

不料,屠仁守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折子递上两天后,二月二十慈禧的懿旨震撼了朝纲(译文):

垂帘听政,本来属于万不得已之举。深宫运鉴前代流弊,特饬及时归政。这样做,上符列圣成宪。下杜来世口实,主持坚定,用意实深。况且,这种深刻的涵意早就通过圣旨而宣示中外,天下臣民,共同遵守。今天,倘若在皇帝刚刚要亲政的时候,又降懿旨,饬令官员们的奏折仍要由我来“圣鉴”,披览奏章,这简皇就等于让我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使天下后世,把我看成什么人?!而且,垂帘听政,权宜之举……该御史此奏,既与前旨显然相背,且开后世妄测争议之端,其建议属于特别地乖谬。此事关系甚大,若不予以惩处,无以为逞臆妄言、紊乱成法者的警戒。屠仁守着开去御史,交部议处,他的折子掷还给他本人。

又过了两周,三月三日,光绪亲政,慈禧归政(三月四日)的前一天,朝廷再奉太后懿旨:将试图包庇屠仁守的吏部堂官,交都察院议处,“承办司员,著查取职名,交都察院严加议处。屠仁守著即革职,永不叙用。”

总之,一个本来可能代替张鼎华,成为康有为仕途护法的屠仁守,倒下了。

对康有为来说,这件事是严重的。此前两个月,1888年12月10日,康有为不甘于仅为屠仁守写奏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勇敢地写了《上清帝第一书》,但“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在现代中小学教科书上,所谓“改革与保守”的斗争,从此就开始了。但实际上,以一介布衣而直接给皇帝写信,大臣倘不“阻格”,是要被治罪的。他的这一行动,除了显示康有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勇于对朝廷指手划脚的胆识外。谈不上什么改革与保守。

他要向皇帝说的话,本来是可以通过屠仁守向皇帝说的。但现在,完了,屠仁守完了,这简直就等于他康有为完了!他在北京连续呆了两年,除了给皇上写了一封人家根本看不到的信,以及数封代别人上书朝廷的信,别的事情,无一有成!他确实有些灰心丧气了。1889年9月13日,他愤然出京,并写了后来赫赫有名的《出都》诗:

落魄空为梁父吟,英雄穷暮感黄金。

长安乞食谁人识,只许朱公知季心。

海水夜啸黑风猎,杜鹃啼血秋山裂。

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沈沈叫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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