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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2009年5月26日  

2009-05-26 08:30: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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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狂生康有为(下)
 

他觉得自己就像正在垂钓政治大鱼的姜太公,但却命运不济。“只愁莽莽乾坤大,无处沧浪著钓钩”。只得“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峰”。

然而,他并没有把自己藏进深山。他不屈不挠,出京赴粤,重打锣鼓另开张,开辟了准备“端门受命”的第二战场。

1890年初,三十四岁的康有为从北京返粤。他先回老家,百无聊赖,又赴广州。他在给友人的诗中说:

上书痛哭叹中原,岂意穷山却埽门。

已净万缘随念尽,更无一法与人言。

讲堂漫有青纱帐,春信偏知黄叶村。

时事近来都绝口,只将风月共君论。

他认为,自己不仅在仕途上栽了,学术上也一事无成。看来,只好当个教师了,但满目青纱,可供自己鞭策学生的讲堂又在哪里呢?怎么,你们还要与我谈论政治时事么?罢了,罢了,别提这个了,你们就和我谈谈风月吧!

自以为可以担当帝师之任的康有为,竟沦落为只能谈风月的布衣百姓,其情可悯,其愤可知,但他说的是老实话。要担当帝师,首先要成为被帝师承认的大学问家,至少,像孔子那样,作一部《春秋》。可惜,当时他很没有把握,自己能否写出足以同《春秋》媲美的著作。

多年来,在学术上,康有为雄心勃勃,急于建树,始终难产。正如在政治上张鼎华给了他一声棒喝才如梦方醒,在学术上,他也正需要棒喝者的相助。

天遂人愿。康有为居然真的想起了一个棒喝者,立刻便前去拜访。因为,此人正在广州。

这个人就是廖平。

廖平曾是张之洞提携的门生。作为学者,其一生论学,见解多变,时有新论,屡有创造。然而,他有创新之识,却少守定之魄,勇于自我否定,怯于坚持定见。就在1888年,当康有为正在北京追求政治进步的时候,廖平将其旧著《今古学考》分为《辟刘篇》和《知圣篇》。后者说:统治中国知识界两千年的《周礼》等“古文经传”,大多都

是东汉学者刘歆伪造出来的;前者说:西汉的“今文经传”才是孔子改制的创作。但这两部惊世骇俗的著作,却因受到张之洞的申饬,廖平未敢公布并出版。

在广州,康有为忽然想起了廖平。几年前,他读过廖平的著作,观点确过人之处。据廖平后来说,康有为拜访他后,他将《知圣篇》手稿给了康有为。过了不久,二人函约再谈。这一次,廖平是否将《辟刘篇》手稿交给康有为,并无史证。但仅仅过了一年,廖平发现:康有为的一部与《知圣》、《辟刘》之恩想观点几乎完全相同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出版了。廖平很愤怒,指控康有为的著作是“祖述”其手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剽窃。但康有为根本不理睬,不久,《孔子改制考》又联翩而出,其观点仍与廖平同。

一百多年来,康有为最著名的这两部学术著作,是否剽窃廖平的两部著作手稿而成,已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孰是孰非,历史审判官始终末予裁判,但梁启超的证词却值得重视。他说,康有为确实是“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

然而,康有为著书也罢,办学也好,本来便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政治:“思圣道之定,悯王制之缺,慨然发愤,思易天下。既细之于国,乃讲之于乡。”理想还是过去的理想,追求还是过去的追求。他的学堂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学堂。他培养的不是学子,而是政治家。

1890年夏季的一天,广州长兴里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份广告,说是康有为即将开始讲学,请有志于学的青年学生们前来报名。然而,阅读广告的人无不嗤之以鼻。第二天,广告上多了一行墨色:“一个小小的监生居然也出来教馆么?”

众所周知,中国知识分子的科举阶梯是,先考秀才,再考举人,然后考进士,最后选拔翰林,甚至钦点状元,达到科举荣身的顶端。打个并不太贴切的比方:秀才就好像刚刚中学毕业,举人便是大学生了,而进士相当于硕士,翰林才是博士。那么,什么是监生?按照科举荣身的阶梯,如果—个人考不上秀才,就等于堵死了上升通道,就好像今天你连中学都不能毕业,便根本不能考大学一样。但清代科举制有一个变通,如果考不上秀才,可以花钱捐个,只是所捐的不能叫秀才,而是生员,统称监生。监生便可以继续朝着举人的学位冲刺。此时的康有为便是这样—个没有考上秀才而花钱捐来的监生。仅有如此低级“学位”的一个三十三岁的“中学生”,居然敢在广州开馆教学,并公开贴出广告,难怪出现了讽刺。

当时,广州没有学校,教师开馆教学,都在书院进行。广州有五大书院:学海堂、粤秀堂、粤华堂、菊坡堂、广雅堂。这五个书院,在今天,可以称为省立研究院了。书院的主干人称为山长,必须是舆论所归的学术名流,地位崇高,由督抚亲自聘请。新任总督、巡抚到任,总要先拜山长,以表尊崇。而且,就是在书院担任教学任务的讲师,也必须是进士、翰林,最差也得有个举人的学位。而康有为,一个监生,到这样的书院来当学生都不一定够格(例如,此时学海堂的学生梁启超便已经是举人)。居然要与当世的大人先生们并驾齐驱,悬壶教馆,自然被视为蚂蚁充大象—一滥竽鸿业,不自量力。因此,康先生的招生广告悬贴半月,不见一个学生光顾。先生之宏愿,眼睁睁的就要胎死腹中。

康有为的唯一办法就是等。

他在等待戈多吗?他等来了吗?

他等来了。

一日,学海堂的教馆先生石星巢,其时正走鸿运,有学生百人之多。一日因事外出,仓促之间。没有替手,忽然想到康有为,便请他暂代一时,入堂讲书。—个人的历史,常常便是由这样的机缘创出生机。无意中,康有为得此千载一时之会,不禁大喜。讲堂上,逞其海涵地

负之才,悬河不竭之口,旁征博引,独出新解。—席既终,学生们无不骇愕,以为闻所末闻。

康有为的大弟子陈千秋便是这时前来拜门的。他已在学海堂肆业,陈读书甚多、且能考据。但—接触康有为,立刻觉得自己过去所学,简直都是无用的垃圾。先是震撼,继而折服,伏身拜倒,五体投地,立刻成为康门首徒。

渐渐地,学海堂的学生屡有到康有为处执经问难者。康有为认为,时机终于到了,遂在长兴里开馆执鞭。于是出现了一个笑话:康初开馆,患学生太少,便书达石星巢,请他把学海堂的学生分一些给康有为。给康有为创造了讲学机会的石星巢正后悔不迭,又见他前来挖墙角,不禁笑着说:“康先生,我的学生已经走的差不多了,还要把学生分给别人,这个帐,我得怎么算?”

这时。梁启超来了。

他是被他的同学陈千秋拽来的。可能,此前康有为在学海堂的代课讲学,他没有出席。他此时的年龄不到十九岁,自小便有神童之号,而后少年中举,又是学海堂高材生,尤精词章之学,颇为沾沾自喜。而康有为,一个尚无功名的监生,他梁启起怎会瞧在眼里。然而,初次见面,康有为即“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把梁启超自以为已经精

通的上下五千年旧学,一律斥之无用,然后进行驳诘,一条一条地全部“摧毁之、廓清之”。

梁启超被打蒙了。不禁长拜而皈依。多年以后,他这样回忆这次拜门:

“自辰入见,及成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捧,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又惊又喜,且怨又艾,且疑又惧,竞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新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举人拜监生为师,就好像今天的大学生拜中学生为师,其示范效应可想而知。一日之间,康有为声誉鹊起。优秀学子,摩肩接踵,联翩而来。学生就是钱财,康有为终能赁地府学宫。开馆长兴里,有了自己的地盘。越一年,讲堂移址,搬到邝氏祠;又半年,讲堂三移,在文昌后殿驻定,始称“万木草堂”。

要让这些当代优秀青年视若神圣之师,康有为是有两把刷子的。康有为有个学生叫子褒,有人问他,“你这位姓康的老师怎么样?”子褒给他写信说:“上下上千年,纵横九万里,康先生尽之矣!”

这就是说,康有为有学问。但在当时的中国,有学问,甚至比康有为学问大的老师多了,为什么是康有为的学问,而不是别的名师的学问,俘虏了这一大批最小十五岁、最大十九岁,“皆天真烂漫”的优秀学生。康有为的学问,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

要打量康有为,必须先从孔子和他的《论语》开始。

孔子曾经是个人,《论语》曾经是部书。一个教书先生,成绩不错,学生们敬爱他,把他说的话记录了下来。他的话并不多,一部《论语》,后世的哲学家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数,数出一万二千七百个字。孔子说“三十而立”,按他“而立”以后的年龄算,他还活了四十三岁。作个除法,他每年说的话,平均三百字。但请读读这部小书。一部很好的书。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多是这样温馨的家常话。也有不少昏话,但他说得认真,因此便也行得真诚。他有理想,追求政治进步,—旦遇到阻碍,也发牢骚。他教书不要钱,但要吃东西,吃饱了,便诲人不倦。给你讲许多有用的道理。他的道理是家常活,但他用于治国,让你听得懂,觉得亲切。总之,你觉得他是一个好老头,一个聪明的智者,一个会讲故事的老师。你如果是个孩子,准会说:他要是我的爷爷该多好!

但他死了,死后变成了神,《论语》也变成了《圣经》。

孔于由人变神的历史,从他死后便开始了,至东汉初而登峰造极,时间长达五百年……概括地说,那五百年间,孔于形象凡四变:由子贡作俑,使孔子由普通贤人一变而为超级贤人;由孟轲发端,荀况定型,使孔于从贤人再变为圣人,凌驾于世俗王侯之上而在人间不得势的圣人;由董仲舒首唱,西汉今文博士们应和,使孔子从不得志的圣

人,三变为接受天命,为汉制法的“素王”;由王莽赞助在先,刘秀提倡于后,使孔子从奉天命为汉朝预作一部法典的“素王”,四变为传达一切天意的通天教主。

所有这些变来变去的孔子,都不是真孔子,都是为既定的政治目的而重新塑造的假孔子。为要打鬼,借助钟馗。孔子成了政治家借用来打倒政敌或进行愚民统治的意识形态!

康有为也创造了一个假孔子,或者说,以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他的学生们面前捧出了一个新孔子。这个孔子,一反千百年来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形象:他不再是复古派,不再是保守派,而是主张变法、主张改革制度,甚至以改革家的身份僭望王位的“素王”。

这说法太离谱?不然。如果我们知道,康有为给他的弟子所起的别号,都相似于孔子当年的弟子;如果我们知道,康有为此时给他自己起的别名叫“长素”——孔子是“素王”,康行为(和他的弟子)认为自己比“素王”还伟大,出此是“长素”——“长于素王”,我们便有可能在这似乎离奇的答案引导下,勘探到包裹着“学术创新”外

衣的康有为的内心深处。

真的。要在政治学术上惊世骇俗,没有比雕刻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孔夫子更便利的了。在政治江湖上闯荡了二十年而一无所获的康有为,这一次获得了真正的成功。不错,这个国家还有保守的力量,但在国事日非的局势下,求新求变更有市场。此时的康有为,已经把自己定位为改革家。“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贵古而贱今,人之常情,倘若直言自己有意进行思想革命,势必引起当权者的反对,甚至,那说法刚一露头,便会给掐死。只有说明自己的想法是古圣前贤早已有之,方能攻守有据,进迟自如。自己要搞改革,便把孔子说成改革家;自己要当教皇,便说孔子早是“素王”;自己要作帝师,孔子也曾“端门受命”。一切是“古已有之”,一切都是以孔子为榜样:旧瓶装上新酒,假的说成真的,手段变成了内容。这便是古往今来煽动艺术的精髓------观点必须震撼,论据必须彪悍------那么从论据到论点到底是什么逻辑,就没有人注意了。

万木草堂在如此彪悍的观点指导下,俨然已经是广州的一个政治论坛了。我们再看自号长素的康有为给弟子的号:

陈千秋号超回(颜回),

梁启梁号轶赐(子贡),

麦孟华号驾孟(孟轲),

韩文举号乘参(曾参),

曹泰号越伋(孔伋)。

再加上康有为号长素(孔子),如此豪华的孔教阵容,真的要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康有为当时的好朋友梁鼎芬------时任张之洞的幕僚,有诗称:

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但有群伦尊北海,更无三顾赵南阳。

诗中把康有为比作卧龙南阳的诸葛亮,更真实地道出了万木草堂的政治色彩。所有这一切,都过多过早地暴露了康有为的政治理想。对这一后果,他很快就将品尝到它的滋味。

从1890年到1894年,康有为讲学之余,并没有忘记他“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崇高理想。北京的科举考试,他是决不忘记参加的,尽管他后来力主“废科举”。这一时期,他的声名渐渐地影响到京师。《新学伪经考》也被他自己偷偷地贩运到北京。当时的宰相翁同龢便在一八九四年六月五日的日记中,有“阅读《新学伪经考》”的记载。但案件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此前一年,康有为终于考上了举人。但他还要继续追求进步。一八九四年春天,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主要任务是入京会试,就是说“参加博士(进士)考试”。但他们都没考上。有一天,康有为乘车出游,下车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脚给伤了,遂作南归之计。六月,他回到了广州,但把梁启超留在北京“办事”。他万万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个月,—份奏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的弹章震撼了朝纲。

御史安维峻,查不出他与康有为有什么私人仇恨。看他的弹章,他至少阅读了《新学伪经考》,了解康有为在广东名为讲学、实为政治运作的企图,他似乎也很有学问,康有为给自己起名“长素”,给弟子们每人一个“孔徒”名号的象征意义,他也给考证了出来。因此,他的弹章十分尖刻而严峻,说康有为“自号长素,以为长于素王,而其徒亦遂各以超回、秩赐为号”,简直就是战国时期那个妄图篡党夺权的少正卯!为杜绝出现这样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请求朝廷:禁止广东的学子从学康有为,禁止《新学伪经考》的发行,但既然已经有所流传,那么,请把《新学伪经考》毁版,以绝后患。

如此弹章,朝廷当然重视,一纸严旨,谕令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兄)查办。

康有为慌了,甚至可以说,他非常狼狈而且恐惧。幸亏梁启超留在了北京,可以“四处奔走”,把这个案件摆平。但这个案子是如何摆平的,无论康有为还是梁启超,都讳莫如深。我们只有根据一点蛛丝马迹,略作分析。

《梁启超年谱长编》略记(译文):“一八九四年八月,康有为先生的《新学伪经考》被余晋珊、安维峻等京官参劾。那时候,梁启超先生正在北京,多方奔走。最后的结果是:两广总督谕令康有为把《新学

伪经考》自行焚毁。”

此时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都不过一介举人,虽说其声名在北京有—定影响,但要摆平如此“谋逆”大案,那“多方奔走”四个字里,—定有许多的幕后文章。

根据梁启超写于此时的似乎很不重要的信,历史学家发现,他的“多方奔走”,其实就是“走后门”,走高官的后门。这些大官僚至少有:直隶总督李鸿章、皇帝老师翁同龢、两广总督李瀚章、广东学政(副省长)徐琪,当然还有其他人。例如,要和翁同龢说上话,他们请

托张謇来作翁的疏通工作,因为张是翁最宠信的学生。如此层层托人,直指朝政最高层,这个后门,可是走得不小。

然而,对一个专制国家来说,有谋逆嫌疑的《新学伪经考》案,毕竟是个不可等闲视之的政治案件,即使康有为花钱买路,要抹平如此嫌案,确实很难。

真是天从人愿。恰在这时,弹劲康有为的御史安维峻犯了一个错误。那错误是如此严重,使朝中那些愿意为康有为说话的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

那是—个“爱国”的错误。当此之时,一八九四年的下半年,日本侵略中国,清政府对日宣战,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一战即溃,全军覆灭。于是,所有的朝中大臣都露出了爱国主义嘴脸,把满腔愤怒抛向李鸿章。本有言官之责的御史安维峻自不例外。但他在弹劲李鸿章“跋扈之罪”的时候,竟然让愤怒的子弹在慈禧面前擦边而过。他“请慈禧不能牵制光绪,李莲英不得干预政事”:如此开枪走火,甭说慈禧不能饶他,就是光绪也不敢不办他。于是他有了一个很惨的下场:不仅被撤职,而且被充军,从此便湮灭在边疆的茫茫荒野之中。

如此一个大逆不道的御史,其弹动康有为的奏章能没有问题吗?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当朝廷要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办康有为的谋逆之罪,而因京中许多大官请托,试图保康的李瀚章正不知道如何办理的时候,忽然得此消息,能不大喜过望吗?于是,安维峻在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被撤职充军,李瀚章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便在一八九

五年一月五日向清廷递上了《查明举人康有为参劾折》,使这场喧闹一时的大参案得以平息。李瀚章的覆折,是这样的(译文):“这个叫康有为的举人,我查过了。该举人为了求学问。多年吃苦。他读书颇多,应举而得科名,苦耕以资朝夕,决不是什么聚徒讲学,互相标榜。他是有自号长素这回事,那是取那两个字的延年益寿的意思,决不是希望自己成为素王。还有人说他的徒弟们有超回、秩赐等号,根本没有这回事!至于所谓《新学伪经考》嘛,那是一本关于本意尊圣,意在尊崇孔子的伟大著作。里面当然有些怀疑什么的文字,但那是怀疑传经的诸儒。而康有为要说的是:读书要有点距离感,不要为古人所欺骗。如此好学之心,决非离经叛道。他的书在基本原则方面没有什么发明创造,求学的知识分子并不崇尚它,大街小巷也没有出售的,他用来教点学生,那不过是为了科举罢了!臣的意思是: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件事,让他把书自己销毁,就算了……”

历史学家查阅当时宫廷御档,对李瀚章这一奏折,有“知道了”三字批示。《新学伪经考》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此案如此摆平,康有为无比欣慰。两个月后,一八九五年三月八日,他再次陪梁启超来到北京。此次进京,又是参加会试。但历史给了他另外一个契机:他走在赴京途中的时候,正与甲午战败、赴日求和的李鸿章擦肩而过。

“公车上书”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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