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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2010年3月19日  

2010-03-19 21:46: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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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清王朝的末代皇后--隆裕皇后

  这是一位“处世无奇但率真”的帝国女人。她敢于冒着骂名、冒着屈辱地宣告亡国,以此了断了南北对峙。这对她来说,不仅仅是勇气,还是一种深怀母性之光的宽容。

  1912年的焦点人物

  1912年,是中国改朝换代,实行总统制的新纪年。

  这一年年初,是历史上处于最为尴尬的年月:既是民国(元年),又是清朝(宣统三年)。

  谁来打破这“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尴尬年月?

  隆裕。

  隆裕是当时的焦点人物。一个举国瞩望的人物。

  隆裕太后(1868-1914),清末民初,光绪帝后。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清芬,小名喜子、喜哥,桂祥的长女,慈禧太后侄女。1889 年(德宗光绪十五年)慈禧强制立为光绪帝皇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随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一同逃往西安。1902年初回北京。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死去。立醇亲王载沣的3岁幼儿溥仪为皇帝,改年号为“宣统”,尊隆裕为皇太后,实行“垂帘听政”,并以载沣为监国摄政王。

  与此同时期的焦点人物是孙中山和袁世凯。

  孙中山已于1912年1月1日(实际是阴历年十一月十三日。当日中华民国通电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宣布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中华报》、广州《广州共和报》、《大公报》、武汉《共和报》、北京皇族内阁办的《内阁官报》,均刊载了孙中山就职宣言:

  中华缔造之始,而以不才担任临时大总统,夙夜戒惧,深恐有负国民之望。中国专制政治之毒,特别是二百余年来更加厉害,一旦国民全力以赴起来推翻,不过数旬,就光复了十余行省,这是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此快速的事。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刻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托付给我。以推功让能的观念来说,我实在不敢担任;但如果以服务尽职的观念来看,则是我不敢推辞的。

  我的看法是,彻底扫除专制的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就在今日……

  然而清廷军队在袁世凯的统辖下,正纷纷开赴前线。

  在强大的清军面前,南方各省军队委实难支。

  于是,形成南北对峙之局。

  对此,南京临时政府大多数国会临时议员要求与清帝议和。孙中山不同意议和。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一书写道:汪精卫甚至对孙中山先生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在各方面的包围下,孙中山先生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了。于是,和议继续进行。南京方面向袁世凯提出:和议成功后,保证推举他为大总统。

  时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凯,在取得南方革命政府许诺他就任大总统的保证之后,便逼迫清帝退位,在列强使节的支持下正式逼宫。外国商会也纷纷致电摄政王载沣、总理大臣奕和袁世凯,要求清廷立即接受共和政体。所有的外国舆论机构都被调动起来,用来为促进清帝退位而服务。英国公使朱尔典认为,这样做,使清帝退位一事变得轻而易举。

  京师的衙门和街巷,黎民百姓也都在谈论清帝退位。民国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张謇献策袁世凯,请袁世凯指示段祺瑞、黎元洪出面,以南、北方军人的公意,即武力相威胁,逼迫清帝退位。

  隆裕接受温柔的一刀

  袁世凯的逼宫,其实是温柔一刀。这也是千古未有的逼宫,不像过去史书上说得那么冷酷。也许,袁世凯从内心里面感激隆裕,因为风传光绪临终前在她手上写有“杀袁世凯”四字。在众人皆喊杀时,唯她独可怜他。当时袁世凯正患足疾,便借故辞归老家养病,隆裕也居然恩准,并对载沣等说:“此人不可杀。”据说,知情的张之洞也赞同隆裕的看法。

  隆裕虽然是个没有权术的人,但在那“进亦忧退亦忧”的窘境之下,还是有着处变不惊的气度的。

  当袁世凯带着一副沉重的面容、痛心疾首的样子来到紫禁城养心殿后,便跪在隆裕太后的脚下,满脸是泪。

  隆裕缓然说道:“我也是赞成共和的。但若说到要我们清室退位,目前阻力还很大,袁总理,你有什么两全其美的至善之策么?……”

  关于隆裕召见袁世凯这一幕,据长大后的宣统皇帝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有着这样的回忆和描述:

  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

  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隆裕接受了袁氏的温柔一刀。

  袁世凯在那天已和隆裕达成清帝退位的协议。他当然心安理得,可以不再进宫了。

  隆裕后来和宗室商议的结果是:以放弃政权的形式由宣统宣布逊位,但当时溥仪皇帝还只是不足6岁的毛孩子,恐怕他小孩子家说话难以算数,因此,隆裕出面,叫宣统以太后命逊位。

  其实当时清廷还有一人也有资格下逊位诏书,那就是光绪的生父、监国摄政王载沣,然他一则与隆裕在用人行政之权上有矛盾,二则不赞成共和,三则也不想顶戴骂名,故拒下诏书。宗室载润在《隆裕与载沣之矛盾》一文中说:

  隆裕连日召开御前会议,抱着溥仪潸然泪下道:“悔不随先帝早走,免遭这般惨局!再不同意共和,不同意逊位,恐日后我大清宗室皇族,荡然无存;何况今已到了国无宁日,生灵涂炭的地步,敢问于心何忍?”那时载沣对于共和,本无定见,但由于内有隆裕赞同,外有权臣挟制,个人又无良策以应付时局,唯坚决表示自己决不下此诏书而已。故其辞去监国摄政王之职,而由隆裕出面下逊位诏书者,乃实不得已也。

  帝制下的最后一份退位诏书

  我平生喜欢看历代亡国时的退位诏书。因为读中国帝王的退位诏书,是件很快乐的事。

  但对当事者来说,那就是很痛苦的事了。

  史载:“在大清帝国建国267年后的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流着泪,在这养心殿中宣告清帝退位诏书。”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除十六国之外,通过皇帝退位改朝换代,并有官方正史可查的退位诏书,仅见十份。隆裕颁布的退位诏书,是最后一份。在世袭制社会中,一个特殊存在的禅让制度,集中存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个较长的大分裂时期以及该时期前前后后的时间内。

  曹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晋王司马昭卒,长子司马炎继承王位,迫魏元帝曹奂退位,魏国历时46年。司马炎称国号为晋,改元泰始。

  曹奂的退位诏书记载于《晋书》武帝本纪,此诏书并非皇帝亲自降诏,而是命太保郑冲持诏书献于晋王司马炎。书中阐明了历史上天命的传承经过,曹奂自己用“我不敢知”掩盖了曹魏王朝的建立,只是称赞司马懿功勋卓著,对曹魏王朝的贡献,然后大讲天命,强调皇位传承的轮回。

  隆裕太后宣布的退位诏书,是由著名的立宪派领袖张謇的幕僚杨廷栋捉刀。杨廷栋,清末举人,留学日本。归国后,以其知识渊博、思维敏捷、文笔流畅,而为张謇所器重。杨廷栋受命起草诏文后,经张謇润色,再由袁世凯审阅后交与隆裕太后宣读的。《退位诏书》的大意是: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前因民军起义,各省回应,国内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派人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但是两月以来,还没有议出妥当的办法。国体一日不决,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将领,也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我又何忍因一姓之尊荣,而有违广大人民之好恶?今天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今派袁世凯总理大臣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的来说,是期待人民安居,海宇平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样,我与皇帝也好退处安闲,优游岁月,受国民之优礼,亲见大治之告成,这正是我们乐意看到的安定局面。

  该退位诏书是中国十大诏书中写得最为酣畅、淋漓尽致的。

  阎祟年在评论这一诏书时说:“一代皇朝之终结,说得如此之轻松,如此之清雅,极致文思,颇为得体,可谓大格局,亦为大手笔!”

  在隆裕代表大清王朝颁布皇帝退位诏书的同时,由任北方议和的全权代表唐绍仪(后任袁世凯政府第一位国务总理)草拟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的文书也一并公布于世,优待条件一共有8款,其中主要的内容有:溥仪辞位后继续保持“大清皇帝”的尊号,享受中华民国对待外国君主的待遇;皇室每年费用400万两由中华民国拨付;皇帝暂时居住紫禁城和仍可役使太监宫女等。

  我们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皇帝,到宣统三年(1911年),共有皇帝,有人统计是492位,溥仪就是最后一位。阎崇年在《正说清朝十二帝》里提出了一个涉及隆裕的问题,他说:

  这清史很奇怪,第一个巧合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兴起在抚顺,清朝的末帝爱新觉罗?溥仪,战犯管理所就在抚顺,这当然是历史的巧合了;还有一个巧合,清朝的第一个皇后叶赫那拉氏,就是努尔哈赤的妻子,蔡东藩《清史演义》第二回有一段,说努尔哈赤要修堂子,挖地基挖出一个石碑,上头写了几个字:“灭建州者叶赫。”我可以郑重地说,满文材料、汉文材料、朝鲜文材料没有这个记载,纯属于蔡东藩先生编的历史故事。但是有一点很奇怪,清朝第一个皇后是叶赫那拉氏,清朝最后一个皇后就是光绪的皇后也是叶赫那拉氏。宣统他没有皇后,因为他结婚的时候已经不是皇帝,因此不算了。所以,清朝最后一个皇后是叶赫那拉氏,第一个皇后也是叶赫那拉氏。从这个角度来说,蔡东藩的话也还有点意思,这也还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有人说这是天意,还是人意?我说就是历史的巧合……”

  阎崇年的讲法实在说得有些暧昧,他完全掩饰抑或忽视了一个事实:家天下是没有出路的了。

  隆裕是位理性的人物,她在两难境地中,选择放弃,这符合母仪家天下的角色。

  从帝制的角度来看,皇后、皇太后在平时依附于夫君、儿君,但在非常之时,君主或无能为力,或力不能及,她们就负有为国家、朝廷救危解难的责任。此时此地,她们是独立的,所以必须独立地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有些是凭着能力,化险为夷;有些是迫于身份,出面承认事实。

  隆裕,她是样样都兼顾了。

  空前绝后的殊荣

  我们这位因不堪重负而背驼(姑且戏言之。据阎崇年说“既瘦弱,又驼背”)的女人,当她将清室退位诏书一公布,全北京沸腾,街巷楼阁遍悬中华民国的五色旗。

  人们真的相信,一个全新的共和时代,已经到来。全国沉浸在欢乐和喜悦之中,到处是表达喜庆和欢悦的鞭炮声和锣鼓声。

  隆裕在宣布清帝退位之后,史书说她“长期忧闷,以致积郁成疾,竟于1913年2月22日凌晨,病逝于长春宫。年仅46岁。”

  隆裕尸骨未寒,她的皇嫂们便积恨怒发。《龙之婚恋》的作者余启新写道:

  辛亥革命成功后,这时宫中改由瑜、瑾等四妃当家。四妃和隆裕素来不睦,甚至四妃长期屏于“冷宫”。及隆裕一死,四妃以溥仪的四位“皇额娘”的身份抬了头,甚至瑜妃曾指着隆裕的死尸狠狠说:“你也有今日!”对于隆裕既如此,对于隆裕生前最宠信的张兰德当然更不用说。据说那时张兰德正在给隆裕穿孝,因见到瑜妃时,未得到好颜色,他心中一怕,立时回屋换上了便服溜出“神武门”不辞而去了。

  那时虽然已成立中华民国,“清室”的威令早缩限在南自“乾清门”北到“神武门”的一隅之内,但张仍恐四妃对自己不肯甘心,便在张勋辫子兵的“保镖”下逃到徐州,暂在其把兄弟张勋处避避风险,不久见四妃不会对自己有什么迫害,才由徐州到天津英租界去做“寓公”。

  另据载,隆裕死时,身边只有宣统帝溥仪、临时总统袁世凯、内务府大臣世续和两三个宫女。隆裕死前曾对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之荒凉,不知魂归何所。”又对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死,茫然不知。吾别汝之期至矣,沟渎道途,听汝自为而已。”

  3月31日,溥仪尊谥隆裕皇太后为“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

  民国政府对隆裕的去世十分重视。总统袁世凯下令全国下半旗致哀三日,文武官员穿孝二十七日。参议院除下半旗外,于二月二十六日休会一天。二月二十八日为祭奠之期。

  袁世凯臂戴黑纱,举哀致祭,并出赙金三万元。国务员荫昌奉总统之命到皇极殿几筵前恭代致祭后。国务总理赵秉钧等民国要员一一前往皇极殿吊唁。

  许多军政要员纷纷致电清室,对隆裕的病逝表示哀悼。副总统黎元洪在唁电中称赞隆裕“德至功高,女中尧舜”。山西都督阎锡山在唁电中说:“皇太后贤明淑慎。洞达时机,垂悯苍生,主持逊位,视天下不私一生,俾五族克建共和。盛德隆恩,道高千古。”参议院议长吴景濂也对隆裕献上敬挽:“隆裕太后以尧舜禅让之心,赞周召共和之美。值中国帝运之末,开东亚民主之基。顺天应人,超今迈古。”

  在吴景濂的倡议下,三月十九日在太和殿召开了国民哀悼大会。灵堂上方悬挂着“女中尧舜”的白色横幅,灵堂正中摆放着隆裕像,所有外露的梁柱均用白布包裹着。殿堂内摆满了挽联、花圈。穿着清式丧服和现代军服的仪仗队在灵堂前左右站立。

  能享有如此空前殊荣,且具有如此现代特色的中国皇后,这是绝无仅有的。

  隆裕虽然在突围之后香消玉殒,但她无异于获得一种圆满的解脱。据《清史稿》和《清末宫廷女宫德龄回忆录》形容:“隆裕皇后个性温和,也不爱管事,对史书颇有涉猎……”“但是听说是个貌寝(即面貌难看)……光绪宠珍妃,从此不入皇后寝宫。”另据金易《宫女谈往录》载:“一天,皇后进见完毕,皇帝吩咐她‘请跪安吧’,连说三次,皇后不肯,于是光绪暴怒了,奋起身来,用手一抻皇后的发髻,让她出去,把一双玉发簪子都摔碎在地下了。这是光绪临死前十几天的事。可以说,至死他们两个人的仇恨也没有解开。”然而,面对国难当头,坚忍的隆裕竟能说出“悔不随先帝早走!”面对“九夏沸腾,生灵涂炭”之际,竟然敢挺起胸膛,把几千年来所形成根深蒂固、固若金汤的家天下,以政治家的眼光,和平地拱手相让了。尽管她是“乃实不得已也”的,可毕竟是个石破天惊的、泰山石敢当的壮举。

  隆裕,不仅成全了清室保留帝号,成全了袁世凯,也成全了民国。在她去世不到半年,袁世凯脱下前朝的官服,穿上现代化制服荣登中国正式总统宝座了。

  其实,隆裕是位以“率真”自许的人。这可以从她在长春宫过着短暂的“退处安闲,优游岁月”的郁闷时光里写下的条幅上,窥见她那时候的心境:

  传家有道惟存厚,

  处世无奇但率真。

  隆裕是一个有德操、母仪天下的帝国女人,也是一位能够焕发永恒母性之光的人。

  她敢于冒着骂名、冒着屈辱地宣告亡国,了断南北对峙,这对她来说,不仅仅是勇气,还是一种宽容,一种千古绝唱的帝国女人的宽容。

  今后的历史,再也无法重现或者模拟这样一个“处世无奇但率真”的人了,而且,当“率真”的心灵被日后接踵而至的武力割据后,宽容在中国从此便旷日持久地缺失了。

  任它“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也已然成了女人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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