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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2011年01月30日  

2011-01-30 09:47: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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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血腥党内斗争回顾

4月15日是朝鲜已故所谓领袖金日成95岁冥寿。1945—1969年期间,金日成围绕着确立、巩固自己的的独裁地位、树立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为唯一指导思想,重建后的朝鲜共产党经历了数次血腥的党内斗争。

朝鲜劳动党的前身朝鲜共产党诞生于1925年4月17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加上党内派别斗争不断,致使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无法继续展开活动。1929年6月,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解散。

朝鲜共产党解散后,分散在日本、中国和苏联等地的朝鲜共产党党员,根据共产国际关于“一国一党”的原则,大多朝共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了侨居国的共产党,在参加侨居国革命的同时,继续从事反日复国活动。少数原朝共党员仍然留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从事反日复国斗争。

二战结束、朝鲜光复后,1945年9月8日,以朝共元老朴宪永为核心的朝鲜共产主义者重建了朝鲜共产党,朴宪永被推选为党中央责任书记。

1945年9月19日,具有中共党籍(1931年起)、苏联军籍(1942年起)的金日成被苏联派回到朝鲜。12月,在驻北朝鲜的苏联军事占领当局的指导和扶持下,金日成出任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责任书记。

1946年4—6月期间,朝鲜共产党分立为两个共产主义政党——南方的朝鲜共产党和北方的由北朝鲜分局更名的北朝鲜共产党。当年8—11月期间,两个共产党再分别演变为北、南两个劳动党。朝鲜战争爆发前,在苏联的操纵下,1949年6月两个劳动党又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朝鲜劳动党。

从朝鲜共产党演变为朝鲜劳动党的过程,是金日成与朴宪永争夺领袖地位进行较量的过程;同时,也穿插了金日成为首的所谓抗联派与党内其它政治派别的较量。

在朝鲜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围绕着推卸战争初期朝鲜方面失利的责任,金日成与党内以朴宪永为首的国内派、以金枓奉为首的延安派、以许嘉谊为首的苏联派等政治对手继续进行较量,意图树立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巩固金日成的领袖地位,确立金正日接班等问题,并且获得了胜利。1960年代后期,金日成又清洗了抗联派内部以朴金喆为首的甲山派和以金昌凤为代表的军内反对派,为树立自己的主体思想,为金正日接班扫清了障碍。

朝鲜党内的不同派别

由于朝鲜劳动党是由许多不同派别的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政党合并组建而成,因此在其建党之初存在许多派别。

国内派:这一派以日本占领时期在朝鲜国内秘密坚持地下活动的原朝鲜共产党员为主,首领是朴宪永。朝共解散后至1945年八一五朝鲜解放,他们留在朝鲜国内坚持地下革命工作。国内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朴宪永、李承烨、玄俊赫、吴琪燮、朱宁河、郑达铉、金镕范等。

朝鲜解放后,国内派在朝鲜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活动。1945年8月20日朴宪永率先在汉城(首尔)成立了朝鲜共产党筹建委员会,朴宪永为委员长。同年9月8日又成立了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朴宪永被推举为责任书记(总书记)。在此前后,国内派在北方的代表人物玄俊赫、金镕范、张时雨等于1945年8月组建朝鲜共产党平安南道委员会,玄俊赫为书记(9月玄俊赫在平壤被暗杀,张时雨继任平安南道党委会委员长)。国内派还在北方的咸兴、元山、清津、新义州、海州等地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

苏联派:这一派以在苏联出生和取得苏联国籍(苏共党籍、苏联军籍)的朝鲜人为主,首领是许嘉谊(俄文名: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许嘉谊)。朝鲜解放后,他们陆续被苏联当局派往朝鲜工作,以控制朝鲜。苏联派的代表人物有许嘉谊、朴昌玉、朴永彬、朴义琓、南日、金烈、方学世。其中包括: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回国的苏军军官郑律、崔宗学、崔兴国、郑学俊、崔表德;作为苏联谍报员在朝鲜国内迎接解放的金元吉、朴昌玉、李学龙、韩日武、俞成勋、金灿;作为苏联驻军政治部民政部要员的吴基灿、李奉吉、赵基天、田东赫、林河、金元凤、金世一、金成和、朴基镐等人。

苏联派还包括:1945年11月后从莫斯科回到平壤的李春白、朴永彬、朴泰燮、许学哲、千律、千义琓、朴吉龙、朴椿、金丹、严成烈、韩成泉、朴泰俊、许嘉谊、朴义琓、南日、金宰旭、金承化、奇石福、金灿、金烈、方学世、李辉俊、金永洙、朴英、李东建、许彬、许益、金泽泳、金东哲、金学仁、郑国禄、金哲友、千治亿、俞道腾、金永三、朴昌植、高熙万、李春百、朴德焕、安东哲、朴一、金基石一行,以及后来于1947、1948年期间回到平壤的李文日、南昌燮、朴炳律、金海琼、金光、池容洙等。还有单独被增派回平壤的人员。

截至至1949年1月1日,当时苏联籍朝鲜族人干部约427人。这些人不仅被安排到党政机构、军事机关,而且也被安排到新闻、通信、广播、出版等思想宣传部门中。

延安派:这一派以抗战时期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八路军、新四军或后来的解放军)、1945年至1950年回国的朝鲜人为主,首领是金枓奉(金白渊)。其代表人物包括:金枓奉、武亭、崔昌益、朴一禹、朴孝三、韩斌、徐辉、尹公钦、金昌满、李相朝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关内敌后抗日根据地活动的朝鲜籍中共党员和朝鲜革命者,于1942年8月在华北建立了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金枓奉任朝鲜独立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武亭任朝鲜义勇军总司令。朝鲜义勇军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并肩作战。日本投降后,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1945年11月初,朝鲜义勇军由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政委)率领到达沈阳,并准备进兵朝鲜。但是,当时占领朝鲜的苏联驻军只同意金抖奉、武亭、崔昌益等少数朝鲜独立同盟领导成员和主要骨干79人以个人名义从中国返回朝鲜。而他们率领的朝鲜义勇军7000余人却未被获准返国(经过一番周折,1946年3月,这些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义勇军部队的三分之一共2000人,获准由朝鲜义勇军副司令朴一禹、朴孝三率领回到朝鲜。其余未能回国的朝鲜义勇军则被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地方武装,投身中国东北地区的国共内战,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6、第164、第166师以及第38、第40、第47军和炮兵纵队、铁道纵队、工兵、后勤等部队的一部分(第164、第166、第156师先后于1949—1950年间回到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序列)

回国后,1946年2月16日朝鲜独立同盟改组为朝鲜新民党,选举金枓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崔昌益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

抗联派(或游击队派、满洲派):1932—1945年期间在苏联、满洲(中国东北)边境和朝鲜北部地区从事抗日游击战争的一批具有苏军军籍、中共党籍的原属东北抗日联军(后为苏军第88旅)中的朝鲜人。其首领是金日成。抗联派的代表人物包括:金日成、崔庸健、金策、安吉、金一、徐哲、朴成哲、吴振宇等,他们当时是苏军第88旅(即抗联教导旅)的军官。

朝鲜解放后,苏联当局出于在苏军占领区进行控制的需要,安排金日成率苏军88旅第一营(朝鲜营)部分官兵回国,从海参崴乘苏联军舰于1945年9月19日回到朝鲜元山。当月21日,金日成被任命为苏军平壤卫戍副司令。

虽然势力最为弱小,但因为苏联军事当局所扶植、首先得到朝鲜苏联占领区军事当局的支持而占有政治上的优势。

从共产党的分立到两个劳动党的成立

抗联派和苏联派回国后,在苏联军事当局的指导、参与和支持下,经国内派中央的同意,1945年10月10日—13日,在平壤举行了朝鲜共产党西北部五道(省)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会议,大会向汉城的朝鲜共产党中央发送了“推选朴宪永同志为领袖”的电文;通过了《关于加强政治路线及加强组织的决议》;对当时党内外反朴宪永的活动、言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指出其错误所在;表示“大会宣誓忠实地服从中央的领导。

大会决议指出,鉴于北方的特殊性,为加强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灵活性和扩大布尔什维克运动,决定北部朝鲜各党部联合成立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于10月13日在平壤设立,金镕范任责任书记,武亭、吴琪燮任第二书记。10月23日,汉城的朝鲜共产党中央承认了北朝鲜分局的成立。

尽管北朝鲜分局名义上接受汉城朝鲜共产党中央领导,实际上为苏联军事占领当局及其代理人金日成所控制。

12月17日-18日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金日成在苏联的授意下意图分裂朝共,自立朝廷,提出把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改为北朝鲜共产党的议题。以吴琪燮为代表的国内派十分愤怒地坚决反对这项议题。

吴琪燮认为,“三八线”不是国界线,虽然“三八线”能将朝鲜分为南北两部分,但是共产党不能存在两个。主持会议的国内派郑达宪更是断然否定了所谓把北朝鲜分局更改为北朝鲜共产党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不需经过讨论直接通过的要求,并认为这一要求是非法的。鉴于意见分歧大,因此,与会的苏联军事当局代表决定将分局更名的提议暂时保留,没有付诸表决。

但是,由于与会的苏联派支持抗联派的提议,这次会议给国内派扣上“地方主义者”、“家族主义分子”的帽子。郑达宪受到党内严重政治警告处分,并将其调离咸镜南道党委责任书记的岗位,改任平安北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会议改选金日成为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执行委员会责任书记。

因为更改党名称的提议符合苏联军事当局直接指导与控制苏占区共产党组织的意图,因此,延至1946年6月,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最终改称北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党组织的更名意味着从此时起,北朝鲜共产党脱离朝鲜共产党的领导,抗联派在苏联军事占领当局的支持下,已将统一的朝鲜共产党,分立为“北朝鲜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也意味着从此时起,朴宪永和金日成的上下级的关系,变成了平起平坐的对等关系。抗联派的地位开始上升,国内派的地位开始下降。

1946年7月,北朝鲜共产党与朝鲜新民党合并为北朝鲜劳动党。1946年8月28日—30日,在平壤召开北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代表大会。8月31日举行的北朝鲜劳动党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延安派的金抖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抗联派的金日成、国内派的朱宁河为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容范当选为中央检阅委员会委员长。在第一届朝鲜劳动党政治委员会(政治局)内,苏联派有3人,延安派有6人,国内派有2人,抗联派(游击队派)有2人,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当时各派的力量对比。

北朝鲜劳动党的成立,意味着朝鲜半岛共产党人的领导中心已经从朴宪永为中心的朝鲜共产党转移到以金日成为中心的北朝鲜劳动党。北朝鲜劳动党的成立,还意味着,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北方外来的共产党人的实力大大增强,由于抗联派、苏联派、延安派实现了暂时的联合,国内派在北方只能充当配角。致使朴宪永为首的朝鲜共产党失去了对北朝鲜共产党的指导权。

面对当时苏联、美国分别占领朝鲜北方、南方的政治现状,面对苏联当局支持北朝鲜劳动党的现状,出于无奈的朴宪永在访问平壤后于1946年11月23日,将南朝鲜的朝鲜共产党、朝鲜人民党(1945年11月12日成立)与南朝鲜新民党(1946年7月14日成立)合并为南朝鲜劳动党,许宪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朴宪永、李基锡(均系国内派)任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

对北方国内派代表人物的批判

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前后,国内派在北方的代表人物吴琪燮多次受到抗联派、苏联派在党的会议上的批判,吴琪燮被攻击为“民族主义分子”、“托洛茨基主义左倾分子”。1946年4月16日举行的朝共北朝鲜分局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吴琪爕被苏联派扣上“反苏分子”的帽子,受到降职处分,由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第二书记调任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宣传部长。但是,吴琪燮并没有因此而抛弃自己的政治信念,更没有向金日成俯首称臣。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宣传阵地宣传自己为有识有能之士,反击抗联派和苏联派对他的攻击。面对吴琪燮的宣传攻势,金日成与苏联军事占领当局感到压力倍增。

1946年6月,北朝鲜共产党与朝鲜新民党合并前夕,金日成为在党内树立自己的政治地位,显示自己重用人才的胸怀和拉拢国内派,重新启用吴琪爕,称其为北朝鲜劳动党创始人之一,将其选进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大会的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并任命其为劳动部部长,但是又引起了其他派的不满。在1946年9月举行的北朝鲜劳动党一届二中全会上,吴琪燮和郑达铉被得到金日成授意的苏联派朴昌玉、金烈等人疯狂批判。称“郑达铉、吴琪燮同志打着支持中央的旗号,否定北朝鲜分局的领导。在苏联军队进驻的有利形势下,独立的北朝鲜为什么不能领导南朝鲜呢?”这次全会对在朝鲜北方工作却又支持在汉城的朝鲜共产党中央的国内派都进行了批判。

接着,同年11月28日召开的北朝鲜劳动党一届三中全会的议题之一又是讨论吴琪爕的左、右倾错误。在由延安派金枓奉主持的这次中央全会上,由国内派的朱宁河在大会上发言批判吴琪爕刊登在《劳动新闻》的文章,认为吴琪燮的文章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组合论运用于社会主义,宣称这绝对是故意煽动民心。

吴琪爕为自己辩解,声称他完全是遵照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写的文章。声称如果某些人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他们非要污蔑自己的话,将奉陪到底,进行还击。当延安派的朴一禹紧急提议讨论论文时,金日成连发言权也没有申请就直接上台宣布没有审查的必要,说吴琪爕是反党分子,是自由主义者,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毒瘤分子。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这次中央全会宣布这项议题另外讨论而告闭会。

对吴琪燮的批判一直延续到1948年3月27日至30日召开的北朝鲜劳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金日成在大会上强调要继续有力地开展反宗派斗争,加强党的统一和团结;大会选举了由67人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在3月31日举行的党的二届一中全会上金枓奉继续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全会选出由7人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委员;选出了检阅委员会和各部门负责人。

虽然在这次党代会上,吴琪燮和朱宁河都再度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但是,这次大会也成为他们政治生涯开始走向没落的转折点。

朝党的二大后,作为朴宪永在朝鲜北方根基的以吴琪爕为核心的国内派基本陷于瓦解。国内派的李周渊、张时雨等人为避免惹祸上身,开始与吴琪燮保持距离,并对金日成大献殷勤。

考虑到吴琪燮是国内派在北方的头面人物又是北朝鲜劳动党的创始人之一,金日成在公开的场合,仍然经常称吴琪燮为“有才识的共产主义战斗勇士”,并对其继续加以任用。直至1956年4月,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还仍然安排选举吴琪燮为中央委员,同年5月,又任命其为内阁粮政买卖相(粮食采购销售部部长)。直至后来因为吴琪爕对遭到肃清的延安派持有同情态度,才被解除党中央委员和粮政买卖相的职务。1958年4月吴琪燮被降为平安南道中和郡生产合作协会副委员长,其后,从政坛上消失。

朱宁河被批判为“以国内派领袖自居”,犯了“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错误。1948年8月,他被驱逐出党的核心领导层。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朱宁河任内阁交通相,不久调任朝鲜驻苏联大使,后降为轻工业省属下管理所的负责人。1953年8月,在对国内派原南劳党集团李承烨等的公审记录中,朱宁河被指控为朴宪永—李承烨集团推举的政变政府的副首相人选,因而被撤销中央委员并被开除出党,自此他的政治生涯完全结束。

金日成领袖地位开始的确立

1948年4月,南朝鲜劳动党在斗争中遭到全面地削弱。为了躲避美国军政府的追捕,南朝鲜劳动党领导成员除了留下金三龙、李舟河两名政治局委员员继续在南朝鲜领导地下活动外,其它人大多转往北朝鲜。当无法继续在南朝鲜作为政党存在下去的南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成员朴宪永、李承烨等大多数人撤往北朝鲜的时候,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已经落入了苏联军事占领当局全力支持的北朝鲜劳动党领导者金日成手中。

虽然直到北朝鲜宣布建国前,朴宪永并未参与北朝鲜的政治,但是朴宪永并不甘心将自己的党和领袖地位拱手相让给金日成。因而,党内一度形成了朴、金对峙的局面。

1948年夏天,在北朝鲜劳动党党校毕业典礼上发生了南朝鲜劳动党学员酒后呼喊“朴宪永万岁!”的事件,北朝鲜劳动党把这一事件与朴宪永搞宗派主义结合起来在党内大肆宣扬,南北劳动党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后来,经过苏联当局出面撮合,寄人篱下的朴宪永只好承认现实,答应充当第二把手的角色。同年8月初建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的南、北朝鲜劳动党联合中央委员会。

1948年8月15日以李承晚为大总统,李凡奭为国务总理的大韩民国政府在朝鲜南方的建立。当年9月9日,朝鲜北方宣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金日成为内阁首相,朴宪永为副首相兼外务相、金策为副首相兼产业相,洪命熹为副首相兼无所任相。内阁其他组成人员:崔庸健为民族保卫相,朴一禹为内务相,崔昌益为财政相,郑准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张时雨为商业相,朱宁河为交通相,朴文圭为农林相,李承烨为司法相,金元凤为监察相,许成泽为劳动相,李炳南为保健相,许贞淑为文化宣传相,白南云为教育相,递信相金正柱。

内阁成员中除了朴宪永充当二把手外,还有6个相(部长级人物)也属于国内派南劳党,他们分别是:朴文圭、李承烨、许成泽、李炳南、金元凤、白南云。内阁成员中还有2位原属国内派关北集团的人物:朱宁河、张时雨。

1949年6月27日-30日,在南北朝鲜劳动党中央联合全体会议上金日成作了题为《关于南北朝鲜劳动党合并成为朝鲜劳动党》的报告和结论。北、南朝鲜劳动党合并为朝鲜劳动党。7月1日举行合并后的朝鲜劳动党二届一中全会,全会选举金日成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选举朴宪永、许嘉谊为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枓奉、朴一禹、金策、李承烨等当选为政治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至此,金日成开始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不仅掌握了政府的实权,而且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朴宪永与金日成平起平坐的历史宣告结束,金日成与朴宪永较量的第一个回合以金日成领袖地位的确立而告结束。

在全会上,抗联派元老金策为金日成顺利地当选为党的一把手起了关键的作用。由于金策既是朝鲜共产党的老党员,又是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后期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资历和威望很高。因此,当他坚决支持金日成为党领袖的时候,金日成的主要竞争对手金枓奉和朴宪永都难以进行有效的反对。

金日成与朴宪永的分歧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既有国际上的因素:二战后苏、美两大国之间的冷战造成了朝鲜的分裂;也有国内的因素:南、北双方都决心通过武力实现统一。李承晚不断鼓吹要“收复失地”和“北进统一”,并声称在1950年实现南北统一;金日成也认为,实现统一只有走武装解放的道路。金日成与李承晚的差异仅仅在于,金日成能够将其计划付诸实施,并且能够及早进行军事准备。促使金日成决心通过武力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相关因素还有:第一、受到了中共胜利的鼓舞;第二、认为美国不会介入战争;第三、1949—1950年经济计划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第四、金日成与朴宪永之间互不信任各有打算。

南北劳动党合并后,金日成与朴宪永之间形成了暂时的合作局面,朴宪永对金日成是无可奈何的“臣服”。金日成希望借武力统一之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提高自己威信,巩固领袖地位。

朴宪永想借武力统一之机发挥原南朝鲜劳动党的相应作用,为南劳党立功,恢复南劳党的组织基础,壮大南劳党的队伍。摆脱寄人篱下的困境。彼此都想通过完成统一大业进一步增强各自的力量,提高各自的地位。

因此,尽管金日成和朴宪永都认为必须通过武力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但是具体的方案却有着明显的分歧。据说“进攻南朝鲜方案”中有金日成和朴宪永两个方案。

金日成的方案是,要以军事力量一举占领韩国,然后在韩国建立人民委员会式的政权形式。他主张只要客观形势成熟,就从军事上征服韩国,在韩国施行朝鲜的人民政权形式。

朴宪永的方案则是,在占领“三八线”附近的军事纷争区的同时,与韩国当局共同商讨政治和解道路,并点燃韩国自发性人民起义的燎原星火,这样做不会引起外国的武装干涉。他主张先军事占领“三八线”附近的军事纷争区,再与李承晚政府展开政治协商,并同时引发韩国的人民抗争,内外配合取得胜利。

两者分歧的实质在于如果实施金日成的方案,原来的北朝鲜劳动党是实施的主体;如果战争取得胜利,归功于以金日成为首的北劳党。而实施朴宪永的方案,原来的南朝鲜劳动党是实施主体;如果战争取得胜利,主要归功于南劳党。利害关系由此可见。

1949年9月—1950年3月,韩国境内的反政府游击队活动日益频繁。但是随着金三龙、李舟河于1950年3月27日被韩国政府当局逮捕,他们领导的游击队活动遭到了失败。朴宪永寄希望于韩国爆发革命的愿望也最终遭到破灭。结果是金日成的方案获采纳并付诸实施。

清洗延安派军事骨干武亭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6月28日朝鲜组成了以金日成为首的包括朴宪永、洪命熹、金策、崔庸健、朴一禹、郑准泽等七人在内的朝鲜军事委员会,金日成为委员长,国家一切权力集中于军事委员会。随后又颁布了战时动员令,任命金日成为人民军最高司令官。9月下旬,党中央常委会决定为在人民军中建立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由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兼任内阁民族保卫相。利用战争爆发后的特殊需要,金日成独揽了朝鲜党政军大权。

由于朝鲜方面准备充分,战争初期仅用两个多月,朝鲜人民军就从“三八线”以北打到韩国东南部的洛东江畔,“解放了”韩国90%的地方。直至1950年9月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成功,才使战局出现了不利于朝鲜方面的逆转。一个月间,朝鲜军队就从韩国南部的洛东江边撤退到朝鲜北部的鸭绿江畔。直至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才使战局重新得以扭转。为便于中朝两军统一作战,经苏联出面协调,12月上旬,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称中朝联司),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为朝鲜方面的金雄(后增加中国方面的邓华),副政委为朝鲜方面的朴一禹。中朝联司的成立,使朝鲜战争的指挥权从金日成个人手中转至以彭德怀为首的中朝联司。

朝鲜战争初期的失利,是因为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层在统一祖国这个问题上急于求成,对形势作了不完全正确的估计所致,战略指导思想的错误往往导致全局性的失败,这并非杰出的军事指挥员所能左右的。由于战争的失利,金日成的领导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1950年12月21日-23日朝鲜劳动党在北部边境鸭绿江畔的江界举行二届三中全会。金日成发表了长篇讲话,一方面颠倒事非,把战争失利的责任都归咎于军事将领指挥不力,指责党政军干部的无组织行为。另一方面,考虑到因为志愿军的参战,未来的战争有可能重新伸展至韩国的土地上,届时仍然需要原南劳党的全力支持和帮助,因此在批评抗联派、延安派、苏联派的同时,却对朴宪永的亲信——李承烨大加赞扬,称其为“功绩赫赫的组织者”。李承烨当时是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书记和人民监察委员,战争初期他还兼任朝鲜人民军第2军团军事委员会委员(政委)。其后,1951年1月31日,李承烨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这次全会后,朴宪永取代金日成的亲信——抗联派的金一兼任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1952年2月14日还以表彰朴宪永对政治组织工作的加强有特殊的贡献为名授予其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这次全会被批评和受到指责的包括抗联派的金一、崔光、林春秋、苏联派的金烈和延安派的金汉仲、武亭以及国内派的许成泽、朴光熙都名列其中。金日成在紧张状态下对这些官员的批评显得有些急躁。但最后,只有延安派军事骨干武亭中将一人,不仅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并被永远开除出党。

武亭(1905—1953)是延安派的军事骨干,更是一位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共,长期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并参加过红军长征知名度极高的朝鲜革命家、朝鲜独立运动领袖人物。抗战期间,曾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炮兵团团长。1942年起,担任朝鲜义勇军司令,也是朝鲜独立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回国前,曾缺席当选为朝共北方分局第二书记。回国后,一度出任北朝鲜五道行政局副委员长。1946年2月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取代北方五道行政局后,他将自己的位子让给了金抖奉。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后,退出党中央领导核心层,致力于军事工作。1948年2月朝鲜人民军建军时,任炮兵司令;9月被任命为朝鲜内阁民族保卫省副相,被授予中将军衔。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任朝鲜人民军第一方面军司令。

金日成斥责武亭犯有“军阀主义”,指责其应对战争初期的失利承担责任,结果武亭被撤销党中央委员等党内外一切职务。武亭后因病赴中国长春治疗,彭德怀为他安排了当地最好的医院。病危之际他要求返国,经金日成同意,武亭回朝鲜。1953年,他在朝鲜一间军队医院病逝。其后,朝鲜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丧礼。

批判苏联派首领许嘉谊

为追究朝鲜战争初期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的涣散和党员人数急剧减少等问题,1951年11月朝鲜劳动党举行二届四中全会。金日成批评许嘉谊有“关门主义”倾向导致无法扩充党员,扩大党组织活动。免去了许嘉谊的党中央书记职务,调任其为内阁副首相。

许嘉谊(1908—1953)是具有苏联国籍和苏共党籍的朝鲜族人,生于俄国滨海边疆区波谢特。曾在苏联中亚地区任地方党委书记。1945年12月,被苏联当局派赴朝鲜工作。苏军占领当局一直将其视为党的组织专家。1946年8月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后,许嘉谊在党内的位置不断提升:最初在党中央委员会内排在第五位、在政治委员会和常委会内位居第四。1948年3月北朝鲜劳动党二大时,他已经成为了党的第三号人物,仅次于党委员长金枓奉和副委员长金日成。不久,他被任命为检阅(监察)委员会委员长。他创立了党内核心权力机关之一的组织委员会,并负责其日常事务。紧接着,他取代了朱宁河成为党中央的副委员长。1949年7月南、北劳动党合并后,许嘉谊除了继续担任党的副委员长之外,还跃升为排名第一的党中央书记。许嘉谊与金日成共事期间,凭借自己与苏联的关系与实力,非常蔑视金日成。

1950年12月,在党的二届三中全会上金日成出于对自己政治地位的恐惧,决定发动大清洗。他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演说,认为经过战争的洗礼,忠诚的党员和不忠诚的党员已经显现出来,他要求既要严惩不忠诚的党员,同时又强调对于不忠诚党员的处理要依法进行,要宽容基层党员,切忌不问青红皂白进行大规模清洗,并指示这件工作由许嘉谊领导的党中央检阅委员会负责实施。这实际上却是金日成清党的信号。

从金日成下达清洗指示开始到1951年11月党的二届四中全会召开的一年时间里,许嘉谊对基层党员进行了残酷的清洗,60万党员中有45万遭到了开除或者处分。

在1951年8月1日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会议上,围绕重新建党问题和如何处理“不忠诚”党员问题,其部分心腹也遭到清洗的金日成与许嘉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这也是金日成与其它派系之间的首次正面冲突。

金日成要许嘉谊不要伤害自己的手下,但是许嘉谊拒绝这一劝告。

许嘉谊认为农民都是目不识丁,拒绝吸收太多农民入党。金日成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提出“应该根据朝鲜的实际情况,建设一个大众性的共产党;许嘉谊不应该去寻找朝鲜根本就不存在的产业工人,而拒绝吸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加入共产党”。金日成强调“机械地照搬不符合朝鲜国情的外国模式是不正确的,是一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行为”。

1951年11月党的二届四中全会全会,许嘉谊被免除党中央书记职务,调其担任朝鲜内阁副首相。金日成当时保证“这并不意味着对苏联籍朝鲜人清洗的开始”,许嘉谊担任的许多重要位置都由金日成委派其它苏联籍朝鲜族人接替: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主编朴昌玉被任命为党中央书记;朴永彬被指定为党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

1953年初,当金日成在内阁会议提及对农民粮食实行强制收购问题时,许嘉谊对此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为避免农民生活贫困应立即中止强制性收购政策。这正好成为金日成找到了清洗的契机,为清除许嘉谊,金日成指使金一将苏联派的二号人物朴昌玉争取过来,指责许嘉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雇佣主义思想,将攻击矛头指向许嘉谊。

金日成对许嘉谊的评价是:虽然无所不知,但只不过是一个连朝鲜话都说不好的“党的博士”而已,他嘲笑那些认为许嘉谊熟知有关党组织的所有事务的观点。金日成还说“许嘉谊的处事方式就好像自己是从苏联归来的所有朝鲜人的代言人,他犯了个人英雄主义错误”,同时金日成还认为“包括党的事务在内的所有事务,许嘉谊都喜欢搞暗箱操作”。

金日成和许嘉谊的对立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源于许嘉谊对金日成领导地位的挑战。金日成与许嘉谊的矛盾不是金日成的抗联派和苏联派的集体对立。而是为了在朝鲜建立一个强大的共产党,许嘉谊不惜违背金日成的意志,施行他所认为的最为正确的政策,这是他与金日成对立的本质。

1953年4月,揭露李承烨“叛国集团”时,金日成宣称许嘉谊支持、参与国内派搞未遂政变。金日成主持召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对许嘉谊进行了审讯式的批判。会上,许嘉谊请求给予几天时间做准备,然后再向党交待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回家之后,持枪自杀。同年8月召开的党的二届六中全会在揭露李承烨“反党叛国间谍案”的同时,公布了许嘉谊自杀的事件。并指责许嘉谊的行为很不光彩。

清洗“延安派”骨干朴一禹

朝鲜战争停战后,金日成批判了延安派另一位骨干朴一禹。

朴一禹(1904—?)早年在中国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担任过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蓟县县长、中共涞涿县县委书记,后成为朝鲜义勇军的政委兼副司令、朝鲜独立同盟执行委员、朝鲜革命军政干校副校长。1945年4至6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七大”,并在大会上发言。

回国后,1946年8月起任北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干部部部长,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内务局局长。1948年3月,朝党二大被选为北朝鲜党中央常委会委员。同年9月北朝鲜建国后,出任内阁内务相、被授予大将军衔。1949年6月南北劳动党合并后,当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50年12月就任中朝联合司令部副政委(司令员兼政委是中国的彭德怀),相当于人民军的总政委,爬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但是,面对朝鲜政局变换,金日成逐渐大权在握的情况,朴一禹却对这个无功自立的家伙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是从中国回国的朝鲜革命者的代表,团结与自己有志一同的人,隐隐有与金日成分庭抗礼之势,让金日成恨得咬牙切齿。1953年2月,朴一禹的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副政委一职被崔庸健取代;3月,朴一禹又丢掉了内阁内务相这个颇有实力的职位,被调任为递信相(邮政部长)。1953年8月在清洗朴宪永集团后重组的朝党中央常委会成员中朴一禹落选。

1955年4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二届十六中全会上,朴一禹作为“反党宗派分子”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并被开除出党。全会补选崔庸健为党中央常委会委员。12月举行的党的二届十七中全会增选崔庸健为党中央副委员长。

清洗“国内派”领袖朴宪永

削弱了苏联派和延安派的力量之后,金日成转而对付国内派。为进一步推卸朝鲜战争失利的责任,战争后期金日成又将党内清洗的矛头指向了朴宪永为首的国内派南劳党领导层。在1952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国内派受到攻击和指责,认为他们应该对朝鲜人民军在美军仁川登陆后的溃败负责。

长期以来,国内派南劳党集团一直认为,朴宪永代表了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力量,朝鲜共产党是正统的共产党,而金日成的朝鲜劳动党是共产党内的外来势力,其为苏联的代言人。朝鲜战争期间,随着金日成武力统一国家的目标未能实现,国内派南劳党集团更加增长了对金日成的不满情绪,对他的领袖地位提出质疑,试图通过集体努力打倒金日成,让朴宪永取而代之。

同床异梦的朴宪永和金日成,为了争夺领导权,也一直在进行着较量。朴宪永在积极地扶持党和政府机关内本派系势力的同时,在金日成集团内安插了李康国等耳目;而金日成则在朴宪永集团内安插了具载洙等耳目,双方互相刺探情报。

朴宪永集团还通过朝鲜战争的机会壮大自身的实力。在1950年6月至9月朝鲜占领韩国的3个月期间和1951年1月至3月志愿军再度解放汉城期间,朴宪永的亲信李承烨返回韩国利用自己担任汉城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的便利,在韩国各地恢复、建立党组织,并将自己一派的干部安排到各地党组织中。

1951年,当朝鲜战争在“三八线”附近进入胶着状态后,李承烨利用对南方的工作之便,掌握了设在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联络部。该部专门负责处理与在韩国境内进行游击作战的有关事宜。部长裴哲、副部长朴胜源、尹淳达等都是忠于朴宪永的原南劳党的干部。

为了指导朝鲜在韩国开展的游击战争,朝鲜劳动党中央联络部在“三八线”北侧的黄海北道成立了金刚政治学院,负责培训即将派赴韩国的政治工作队和武装游击部队的干部。该学院共有学员1500多人,所有教职员工均为韩国(南朝鲜)人,学院为朴宪永集团把持,院长金应彬是李承烨的心腹。

李承烨为了推翻金日成政权,于1951年9月就开始进行军事政变的准备,他在平壤自己的办公室与联络部和金刚学院的负责人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就讨论、制定了军事政变的计划:由李承烨任最高司令,朴胜源任总司令,裴哲和金应彬分别负责军事机关和武装力量,赵一明和林和分别负责通讯和宣传工作;决定动员金刚政治学院学员参加政变。

1952年2月,朝鲜党和政府命令在南延白地区组建并训练一支新的对韩作战的游击队,借此机会李承烨有计划地招募训练了一批游击队员,建立了第10武装游击队,由其亲信孟钟镐任队长,政治副队长柳原植也是原南劳党成员。3月,动员原驻扎在江原道锦江的准备用于潜入韩国境内的洪玄基部队参加政变,移师平壤附近20公里的中和郡。9月,李承烨已经纠合11000多人的兵力。此外,至1952年末,还有正在训练培养中的4000多名游击队员随时听候李承烨的调遣。上述武装部队不是服从金日成命令的军队,而是直接服从李承烨指挥的别动队。

1952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李承烨及其亲信们在朴宪永的寓所里碰头,确定了政变后新政府的主要人选:首相朴宪永,副首相张时雨、朱宁河,内务相朴胜源,外务相李康国,武力相金应彬,宣传相赵一明,教育相林和,劳动相裴哲,商业相尹淳达。李承烨为新成立的朝鲜共产党第一书记。当时不在平壤的朴宪永未参与这次碰头会议。

对李承烨的活动金日成有所察觉,他深感恐惧。他一方面指示党中央书记、苏联派的朴昌玉调查原南劳党干部的动向,另一方面,在1952年12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二届五中全会上,作了题为《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巩固是我们胜利的基础》的报告。报告有针对性地要求党员加强党性锻炼,强调“全党都要对妨碍党的统一团结的宗派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提高警惕,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对宗派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朝鲜官方宣称:通过贯彻党的五中全会精神,“党员的党性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进一步加强,宗派主义等一切反党倾向被克服,朴宪永、李承烨间谍集团长期潜伏在党内进行反党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罪行被揭发出来了。”

李承烨利用自己建立的别动队,并借助驻扎在平壤近郊的部队发动军事政变,但是政变最终以失败告终。1953年初,金日成逮捕了朴宪永和李承烨,并将李承烨创办的培训游击队员的金刚学院师生全部逮捕。

其亲信林和最先被捕入狱,其后,尹淳达、李源潮分别于1953年3月16日和4月12日被捕。其它成员也在年内被悉数逮捕。

审判朴宪永李承烨反党集团

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后不到一周的时候,1953年8月3日至6日,在平壤最高审判所(法院)举行了特别军事审判。李承烨、赵一明、林和、李康国、裴哲、朴胜源、薛贞植、赵镛福、白亨福、孟仲镐等10人被判处死刑;尹淳达、李源潮2人分别被判处15年和12年徒刑。

李承烨一伙被控的罪名主要有三项:一是为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二是破坏和镇压南朝鲜革命力量;三是试图以武力颠覆共和国政府。这三项罪名,只有试图颠覆政府这一项罪名看起来能够成立,而间谍嫌疑和破坏革命力量的指控却是站不住脚的。尽管所有的被告后来都承认了强加到他们头上的罪名,但是所谓的事实和证据都是“莫须有”的,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的故事,给人留下啼笑皆非、非常滑稽的感觉。

1953年8月5日至9日,朝鲜劳动党在平壤举行的二届六中全会上,宣布“撤销反党叛国分子、破坏暗害分子、宗派分子朱宁河、张时雨、朴宪永、金五成、安基成、金光洙、金应彬等人的中央委员职务,并开除他们出党;撤销权五稷的党中央候补委员职务,并开除出党。”

党中央检阅(监察)委员会委员长张顺明和副委员长李基锡因为同属国内派而被解职。

全会还对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改造:废除了党内权倾一时的书记制及组织委员会;改为副委员长制;并且重新设置了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遭到清洗的南朝鲜劳动党成员的位置多由苏联派接替,他们中主要有朴昌玉、朴永彬、南日、林海、金承化等。

对朴宪永延期两年多才提起公诉的确切理由不得而知,据传首要原因在于当时苏联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不赞同肃清朴宪永,一度进行过干预。为此,金日成集团考虑到朴宪永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尽可能避免因为处置这位曾经作为朝鲜共产党领袖的标志性人物而受到国际的非难和指责。另一原因是金日成集团为了保持党内的稳定,防止发生原南劳党出现集体性的反抗和叛乱,因而并没有让朴宪永与李承烨等人一同受审。在开除其出党后,将其另行监禁,寻找其罪证。据说朴宪永反而一一列举了金日成集团决策不当导致朝鲜战争失利的错误。在朴宪永的12名追随者被提起公诉之后的两年零四个月,即1955年12月3日,法庭才对他提起公诉。

对朴宪永的审判进行得很迅速,审判于1955年12月15日上午10时开始,当天晚上8点就宣读了判决书。朴宪永拒绝了法庭为其指定的律师,审判是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法庭却传唤了9名证人,这些证人的证词对朴宪永都是不利的。他与他的追随者一样被指控有同样的三项罪名。此外,他还被指控滥用职权在朝鲜驻苏联和驻中国大使馆内安插自己的亲信,唆使其追随者制定计划颠覆朝鲜政权以建立新的党和政府。最后,还指控他沉湎于奢华的生活,被不是被查出来路不明的87万元朝币现金和1600克黄金制品。朴宪永在承认了强加给他的所有罪状后说:“因为没有权力让意图武力推翻政府的人成为自己的同伙,所以并不清楚政变的准备情况,但是意图推翻金日成政权的人都是自己信任的同志,所以自己对他们的行为负一切责任”结果,法庭判处朴宪永死刑,并被没收全部财产。

至于何时对朴宪永执行了死刑,朝鲜官方从未正式公布过,外国传媒一般认为朴宪永是在宣判后立即被秘密执行了死刑。唯一有据可查的是在朴宪永被判处死刑后的第三天即1955年12月18日晚苏联莫斯科广播的新闻第一次报导了朴宪永的死讯。

对朴宪永集团的审判结果,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是:朝鲜战争是因为以朴宪永为首的原南劳党被美帝国主义收买,阴谋叛乱,致使战争进展失利、国家未能统一。

金日成与朴宪永较量的第二个回合结果以朴宪永沦为阶下囚,并被处决而告终。

肃清李承烨、朴宪永等南劳党领袖人物后,金日成集团开始依次肃清南劳党的中坚力量,并将肃清对象划分为三类。第一类:选定一部分有利用价值,没有显露所谓反动迹象的人,将其送至开城的“松都政治经济大学”等各级学校进行长期思想教育,其中又将30至40名最有利用价值的人送至中央党学校学习;第二类:选定没有利用价值但并没有显露反动迹象的人送至农场劳动;第三类:选定既没有利用价值又有影响力的人进行拘禁处刑。

批判“苏联派”新领导

许嘉谊之后的苏联派核心人物朴昌玉毕业于苏联哈巴罗夫斯克的朝鲜师范大学,后当过教员。1945年10月回到平壤后,与许嘉谊一起参与指导北朝鲜建政工作。1946年8月北朝鲜劳动党成立大会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1950年12月起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长。1951年11月—1953年8月任党中央书记。1953年8月—1954年3月,任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1953年8月起为调整后的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54年3月出任内阁副首相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

但是朴昌玉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后不久,便遭到了金日成的批判。1955年后,金日成宣称朴昌玉、朴永彬、奇石福等人“维护和传播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大搞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党内进行反对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确立主体的斗争。批判其“不承认无产阶级文学的价值,贬低朝鲜艺术同盟和国内进步作家的贡献”,“夸大资产阶级反动作家李光洙、李太俊的成就,藐视韩雪野、李箕永等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

1956年1月朴昌玉被解除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职务。1956年4月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朴昌玉未能继续进入党中央常委会仅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5月,朴昌玉被任命为内阁机械工业相。

金日成在对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总编辑奇石福的作用提出了质疑的同时,还批判了战后爬上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组织指导部部长高位的苏联派朴永彬,说他“支持与西方和平共处”。

金日成还旧事重提地批判了已经自杀的许嘉及其伙伴金载郁等其它苏联籍朝鲜族人。

与许嘉谊、朴昌玉并称为苏联派领导人物的金烈喜好酒色,在政治方面是一个很有手腕的人物,并且对金日成也很蔑视。金日成对金烈傲慢不逊的态度非常反感,便动员内阁内务省和党中央组织指导部对其进行内查,结果查出金烈任黄海道党委员长时贪占国家财产,并强奸过多名女子,金日成便以降低党的威信为名,将金烈交由沙里院人民裁判所公开判决,判处其八年徒刑。

击败“延安派”“苏联派”的联合挑战

在清洗国内派、批判苏联派时,金日成充分利用延安派。使延安派成为暂时的同盟者。朝鲜战争时期,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延安派势力一时猛增,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部门占据许多要职。

1956年6月1日到7月19日金日成率领一个党政代表团,对苏联和东欧九国进行国事访问。

金日成回国后,8月29日朝鲜劳动党举行苏联东欧归国报告会,8月30日至31日举行党的三届二中全会(又称八月全会),延安派的崔昌益联合苏联派的朴昌玉等在会上向金日成的领导权威发起了挑战。

崔昌益(1900—?)早年参加朝鲜“三一运动”。1927年加入朝鲜共产党,属于“汉城派”。1928年被捕入狱六年。1936年流亡中国,后到延安,任抗日军政大学教授,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参与组建朝鲜独立同盟,任副主席。1945年旁听中共七大。日本投降、朝鲜解放后,同年11月返回朝鲜。1946年1月建立朝鲜新民党,任副委员长。同年8月共产党与新民党合并,出任北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1947年2月,任北朝鲜人民委员会人民检阅局局长。1948年3月,在北朝鲜劳动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常委会委员。同年9月北朝鲜建国,出任内阁财政相。1952年11月升任内阁副首相(1954年3月,再度兼任财政相)。1956年4月在朝鲜劳动党三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党中央常委会委员。

在八月中央全会上,崔昌益和朴昌玉等人提出了在党内反对个人崇拜、建立集体领导体制、放宽金日成个人对党的控制以及改变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国民经济方针等问题。

党中央委员、朝鲜职业总同盟委员长徐辉在发言中提出“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如果必要,职业同盟所属劳动者应该保持政治上的自主性和拥有罢工的权利”。

党中央委员、商业相尹公钦指责金日成的政策路线,公开批评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他认为朝鲜应该学习苏联建立集体领导体制。

崔昌益对尹公钦的主张表示支持,崔昌益指出“朝鲜济发展遇到的难题,尤其是过分重视重工业给普通劳动者带来许多难以忍受的困难”。

面对挑战者正义的发言,金日成马上开始扣帽子,他认为徐辉的论调与吴琪燮十年前的论调很相似,他说:“在徐辉眼里,职业同盟比党还重要,他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

他反驳崔昌益说:“崔昌益甚至想抛弃共产主义体制,建立南朝鲜那样的以中立化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参与这一挑战活动的涉及党政军一些部门、院校、部队和平壤市、黄海道等方面的领导干部。

在与会者中占大多数的抗联派的支持下,金日成立即对延安派、苏联派的挑战者进行报复,将崔昌益、朴昌玉、徐辉、尹公钦等人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接着,金日成对延安派的其它成员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重点批判了延安派的首领金枓奉。

金枓奉(1899—?)是朝鲜独立运动的元老,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朝鲜独立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委员长。1945年11月回国。1946年2月将朝鲜独立同盟改组为朝鲜新民党;同年8月新民党与共产党合并后当选为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当了三年党的第一把手。当金枓奉担任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长时,金日成只是他手下的一名副委员长。1949年7月南北劳动党合并后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委会(政治局)委员。1948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出任首届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

金日成批判金枓奉对党毫无忠诚可言,只信任韩斌和崔昌益两个延安派。金日成指出“虽然韩斌在党内已经受到批判,但是金枓奉继续重用他。金枓奉每次会见韩斌之后,其修正主义思想就愈加膨胀”。金日成还指责金枓奉试图将自己担任委员长的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凌驾于党之上。

金日成批评朴义琓为了实现其破坏党的目的,不断对党的干部进行清洗;没有证据表明国内派吴琪爕参与了这次未遂的政变阴谋,但是金日成批评吴琪爕一直是众矢之的,说“虽然党给了他足够的时间,但是他毫无悔改之意”。

当时韩国流传的消息说,延安派的领导人意图通过手中掌握的武装推翻金日成势力。延安派成员向朝鲜驻苏联大使李相朝和苏联驻朝鲜大使伊巴诺夫密报了政变计划,金日成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刻中断对东欧的访问慌忙回国。

延安派是否想通过武力推翻金日成还没有定论,有人说“如果政变取得成功,延安派崔昌益将成为政府首相,苏联派朴昌玉将成为党的书记”。这是毫无根据的猜测。金日成虽然谈到了崔昌益和他的同伙准备发动政变,但是并未提及延安派准备进行军事冒险和武装暴动。

后来,金日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56年我访问苏联等一些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回国后,有一天,副官长李乙雪对我说,现在崔昌益、朴昌玉等人在背后鬼鬼祟祟的,有些不正常,需要对他们特别注意,并一个个地揭露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南日也给我打电话说,崔昌益和朴昌玉的形迹可疑。”后来,金日成还说过:“参与政变阴谋的人都是新民党以前的成员,他们都属于延安派”,“只有崔昌益才是野心勃勃的反党反革命的大阴谋家,是他蛊惑他的部下向党的领导地位发起了挑战”。

“八月事件”发生后不久,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先后访问朝鲜,对此事件进行了调解。之后在9月23日举行的党中央全会上金日成又恢复了崔昌益、朴昌玉的中央委员职务和尹公钦、徐辉的党组织生活,并做出了这场斗争是政策对立而非领导权对立的结论。

但是,第二年金日成还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延安派全部清洗。并且在朝鲜全境开展思想整肃。解密的苏联内部文件记录了金日成的清洗过程:在一个月内,有两千多人遭到整肃。

金日成为了对党内的宗派分子进行有效的控制,采用了许嘉谊曾经使用过的方法,一种以前曾受到他批判的换发党证的方法。通过换发党证对所有党员进行审查。这项工作从1956年末开始,到1957年初结束。参与八月事件的延安派、苏联派不予焕发党证,实际上等于被变相清除出党。这一做法与清洗国内派朴宪永南劳党集团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对挑战者进行了批判和处分,但是并没有判刑。只是将他们被从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岗位上驱逐下来。

另据研究冷战历史专家沈志华证实,清洗延安派导致了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从朝鲜撤军。

1957年9月20日,通过朝鲜第二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的选举,崔庸健取代金枓奉成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议长。

1958年3月3日至6日举行了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金日成公开了有关延安派阴谋的详细材料。揭露了党中央第一副委员长金枓奉支持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集团”进行“阴谋活动的罪行”,决定将金枓奉、崔昌益、朴昌玉开除出党。

至此,金日成和他的抗联派已经清除了对他们可能构成威胁的所有派别集团。朝鲜官方声称:这次会议通过党内斗争“树立和巩固了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核心”,巩固了金日成对朝鲜劳动党的领导地位。金日成将这一连串事件形容为一大胜利。1959年6月,劳动党中央全会解除了苏联派朴义琬的党中央常委会候补委员职务。

在此前后,苏联派中仍保留苏联国籍的党政军干部大部返回苏联,延安派的朝鲜驻苏联大使李相朝已经留在苏联政治避难,而延安派的徐辉、尹公钦也早在八月全会后流亡中国。延安派和苏联派在党内斗争中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50年后入党的许多新党员抱有民族主义观念,认为延安派和苏联派属于外国势力,其成员是外国党的代理人,因此选择支持金日成。

清洗国内派、苏联派、延安派后,朝鲜劳动党领导层内组成人员基本上不再来自“五湖四海”,而是由金日成为主体的抗联派独占领导地位。

1961年9月,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85名中央委员中,原来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71名中央委员连任者只有28人,其余43人大多是遭清洗的延安派和苏联派。其后举行的四届一中全会选出的11名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抗联派占6名(金日成、崔庸健、金一、朴金喆、李孝淳、金光侠);苏联派占2名(朴正爱、南日);延安派占1名(金昌满);技术干部占2名(郑一龙、李钟玉)从此,抗联派独占了朝鲜党政的领导地位。

清洗“甲山派”

1960年代初期,金日成为首的抗联派在清洗其它派别之后,自身逐渐分化为两派,一派是以朴金喆为代表的抗日时期由抗联党组织和祖国光复会派遣回国,在朝鲜北方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甲山地下工作派”(简称“党务派”或“甲山派”)。

朴金喆是金日成的同龄人,曾任朝鲜人民军第4师政治副师长、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朝党中央干部管理部部长、党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

另一派是以金昌凤大将为代表的一直追随金日成在东北和苏联从事抗日武装游击斗争的军事干部,后来被称为“军事反对派”。

金昌凤比金日成年轻七岁,曾任朝鲜人民军第12师团师团长、第7军团军团长、第2集团军司令、总参谋长、民族保卫相和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1962年12月在朝党四届五中全会上,金日成提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并举的方针。1966年10月举行的朝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又决定根据当时形势的要求,改组社会主义建设的全盘工作,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而将原计划1967年完成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七年计划延长三年。

金日成重军事、轻经济的政策转换引起甲山派与军事派的对立,军事派主张继续强化国防,而甲山派主张发展经济优先。

朝党二次代表会议后196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四届十四中全会决定设立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改委员长、副委员长制为总书记、书记制;组建处理党的日常工作的机构——党中央书记局。选举金日成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党组织体制更改后,甲山派在党中央政委会常委会中占有两个席位,在中央书记局中占有四个席位,成为党内的实权派。朴金喆负责党务组织指导工作;李孝淳兼任党中央检阅(监察)委员会委员长、内阁检阅相、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并负责对南朝鲜渗透工作。在新建的书记局中,金道满掌管宣传工作,朴容国负责对外联络工作,许锡宣负责科教工作,成了党内的核心势力。

与此同时,军事派在党内的地位也得到提高。金光侠成为党中央政委会常委,金昌凤、崔贤、李永镐等升为党中央政委会委员,许凤学、崔光、吴振宇等为党中央政委会候补委员。军事派还在中央书记局占有两个席位。

甲山派与金日成的对立主要是:甲山派提出经济政策优先的主张,反对金日成的国防和经济并重的政策;反对不切实际地歪曲党史、军史,夸大金日成个人作用,在全国到处大建纪念碑、史迹地;反对内定金正日为金日成的接班人,认为搞世袭继承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大忌讳。

但是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使金日成错误地认为,要保留自己政治遗产的唯一方式是将令牌交给自己的儿子。因此金日成下定决心肃清甲山派。

1967年5月4日至8日,朝党召开四届十五中全会。以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树立金日成主体思想为朝鲜劳动党的唯一思想为名,批判、清除“甲山派”。

全会揭露朴金喆在日帝统治时期是变节者,擅长夸耀自己的革命斗争历史,无视领袖金日成的光荣斗争历史;任党中央副委员长之际未能忠实执行党的军事路线;道德腐败,品性恶劣。日本传媒透露,朴金喆为了抗议这些指责,当场自杀未遂。

揭露李孝淳的罪状没有朴金喆严重,主要指责他与金日成思想不一致,对党的政治路线心存不满。任中央联络部长时阻碍对南(韩国)工作,否认对南工作的积极性,工作失误严重,造成大量牺牲者。

朝鲜官方称,这次全会彻底揭露了朴金喆、李孝淳、金道满等反党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行,揭露了他们给党的组织、思想工作、祖国统一和对外工作造成的极大危害,撤销它们的党内外职务并开除了他们的党籍。

受到牵连并被撤职的还有:党中央书记兼党中央国际部部长朴容国,党中央科学教育部长许锡宣等人。

对甲山派的肃清波及全国各地,至1968年,朝鲜地方党政干部约有三分之二受到牵连。

通过清洗甲山派,金日成终于实现了把自己的主体思想树立为朝鲜劳动党唯一思想体系的目的,并扫除了确定金正日为自己接班人的障碍。

批判军内反对派

肃清朴金喆、李孝淳等甲山派首领之后,确立了个人威望的金日成,在统一祖国的名义下,对韩国开始采取过激的军事恐怖暴力行动。1967年起,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朝韩冲突大增。苏联解密文件记载,这些冲突大多是由朝鲜方面挑起的。

朝鲜曾精心策划了“袭击韩国总统府”的计划。朝鲜军方花九个月时间对2400名士兵进行了“地狱般的训练”,然后在这群人中精挑细选出了31名校级陆军军官,组成特遣武装小分队,秘密渗透到韩国,任务是袭击青瓦台,刺杀韩国总统的朴正熙。

1968年1月21日内阁民族保卫省侦察局长金正泰直接负责这次有战略意义的行动,挑选出由“124军部队”所属特战敢死队31人组成的特遣武装小分队,暗中穿越朝韩军事分界线透入韩国,以全副武装的韩国野战部队打扮,进入了可以对青瓦台一览无遗的汉城市北岳山路。但是,计划再详备也有疏忽的时候,小分队不巧遇上了下班路过的韩国钟种警察派出所所长,识别出野战军服的肩章属于无法擅离的驻守前线部队,于趋前盘问时,导致双方开火,这惊动了驻守在北岳山路防守青瓦台的韩国军队,经过激烈枪战,31名特遣小分队队员中27名死亡,1名被活捉,仅3名生还。当时生还的3人中有1人(他就是如今还健在的朝鲜人民军大将朴在京)冒死逃回朝鲜。青瓦台突袭事件以失败告终,刺杀朴正熙总统的计划化为泡影。此事件震撼了全球。被称为“朝鲜武装分子青瓦台袭击事件”,又称为“1?21青瓦台袭击事件”。据被俘的特遣队员的供词,金日成认为只要干掉韩国总统朴正熙及其主要追随者,那么南方人民就会随着蜂起革命。

“青瓦台事件”失败后,11月4日朝鲜又派遣武装间谍船载约120人入侵韩国东海岸地区登陆再次遭到失败。此外,朝鲜军队奉命在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大量挖掘军用隧道通向韩国方向,企图利用隧道突袭韩国,但隧道也为韩国方面发现。

为此,金日成以“左倾盲动主义”、“军阀主义”和不执行党的军事路线为由,追究军方领导对这些失败所负的责任。批判与处理了军内反对派。

1969年1月,在金日成主持下举行的朝鲜人民军第四届党委会第四次(扩大)全会上,“揭露和粉碎了暗藏在党内和军内的反党修正主义分子和军阀官僚主义者的阴谋”。

会议宣称这些窃据军队要职的军阀官僚主义者以“军队特殊”为由,拒绝党对军队的领导,歪曲党的军事路线,滥用军权压制军内党组织和政治机关,而且企图纠集阿谀奉承分子来奠定其军阀官僚主义基础,甚至还通过摄制宣传自己的电影,妄图抬高自己。

全会撤销了党中央政委会委员、内阁民族保卫相金昌凤大将,党中央政委会候补委员、人民军总参谋长崔光上将和党中央政委会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局书记、原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许凤学上将等高级将领的党内外职务。其后,金日成的老部下吴振宇、李乙雪、全文燮逐步成为军内实权派。

遭受整肃的人中较为幸运的是崔光。撤职后,他被下放到煤矿劳动。但是,1978年崔光又被金日成恢复使用,任命为黄海南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1980年升为政务院副总理。1988年2月,崔光以七十岁的高龄重返军界,接替被认为“右倾”的吴克烈,再度出任人民军总参谋长,并被晋升为大将军衔。1992年4月晋升为次帅。1995年2月接替病故的吴振宇元帅,担任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并晋升元帅军衔。直至1997年2月病逝。

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朝鲜劳动党通过清除甲山派的朴金喆、李孝淳,清除军内反对派金昌凤、许凤学,以及后来通过落选、放逐等方式让金昌满、朴正爱、金光侠、金东奎等人从政坛上消失,终于达到将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树立为全党唯一思想体系的目的,也为1974年确定金正日的接班人地位扫除了政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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