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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2011年05月05日  

2011-05-05 09:30: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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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才子解缙之死--千古忠义 奈何官场黑暗

解缙是明初声誉鹊起的才子。万历状元焦竑这样评价他:“解缙之才,有类东方朔,然远见卓识,朔不及也。”这是把他和西汉文学家东方朔比较。和同时代人相比更是如此,焦竑说:“吉水解学士缙,天资甚美,为文多不属草,顷刻数千言不难,一时才名大噪。时杭有王洪(希范),吴有王璲(汝玉),闽有王偁(孟阳),尝谓希范曰:‘解学士名闻海内,吾四人者,足以撑柱东南半壁。’”因为是才子,行事异于常人,洋溢着真性情,人们说他重义轻利,笃于故旧,乐于引荐士人,常对人说:“宁为有瑕玉,不为无瑕石。”这可以看作他的自况,是一块有瑕的美玉,而不是一块无瑕的石头。“重义轻利,笃于故旧”的品性,自然是胸无城府,心无崖岸。人们出于景仰,向他索取诗文墨宝,每天络绎不绝,他来者不拒,从无厌倦之意。友人提醒有些人不应当给予,他笑着说:“雨露岂择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与进者?”一派名士风度。

他历事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受到三位皇帝的刮目相看,居然在建文、永乐的鼎革之际屹立不倒,得以进入内阁参预机务,最终却死于特务机构——锦衣卫诏狱,时年不过四十七岁,令人感慨系之。

解缙,字大绅,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考中进士,授予庶吉士之职。太祖朱元璋对这位青年才俊很是爱重,对他说:我和你从道义上说是君臣,从恩情上说犹如父子,你应当知无不言。他为皇帝的真心所感动,立即上了一封万言书,大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意,言辞颇为直率尖锐。

比如说:法令屡屡更改必然导致人民疑惑,刑罚太繁苛必然导致人民玩忽。从国初至今二十年,几乎没有不变的法令,几乎每天都有犯错误的官员。经常听到陛下震怒,锄根剪蔓,株连奸逆;从未听到陛下褒奖好官,并且始终如一。希望改变刑罚过于繁苛的状况,遏制法外之威刑,流放十年就应当释放,廷杖八十以后不得再加刑罚。

又比如说:近年以来,监察机构的纲纪不严肃,官员们以刑名轻重为能事,以问囚多寡为勋劳,不能激励清要,提倡风采。监察御史纠弹官员都仰承皇帝密旨,每每听到有什么旨意,才上疏弹劾,目的是求取皇上的恩宠,这是小人趋媚效劳的雕虫小技。陛下何不肝胆相照呢?

再比如说:由于官风不正,贤人羞于同流合污,庸人习其风流而乐此不疲,以至于是非颠倒,以贪婪苟免为得计,以廉洁受刑为饰词,吏部任用官员没有贤否之分,刑部断案没有枉直之别。

这些话直击要害,却没有激怒朱元璋,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究技巧,把责任都推到臣下身上:“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朱元璋看了这份万言书后,没有光火,称赞他“有才”,只是有点“迂腐”,“年少而语夸”,不过已对他刮目相看。而后他又进呈“太平十策”,批评分封二十几个皇子为藩王的做法,指出:“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厉长吴濞之虞。”用汉初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的教训来提醒朱元璋。

才子总是恃才傲物不知检束,他竟然进入兵部索要皂隶(听差),对兵部尚书出言不逊。朱元璋获悉后说,解缙因为担任“冗散”(闲散无权的职位),而有些“自恣”,命有关部门把他晋升为监察御史。

有了这样的经历,他更加“知无不言”了。洪武二十三年,退休首相、韩国公李善长惨遭灭门之祸,解缙代替工部郎中王国用起草奏疏,为李善长鸣冤,言辞极为犀利:

(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引者按:其子李祺娶公主为妻,成为驸马),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矣……使善长佐惟庸,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为此?

说得入情入理,逻辑严密,把强加于李善长的罪状——串通胡惟庸谋反——驳得体无完肤。然而灭门之祸既成事实,死者不可复生,他希望皇上引以为戒:“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朱元璋看了这篇奏疏,没有暴跳如雷,而是“竟不罪”——没有怪罪解缙,因为他自知理亏,无话可说。不过由此领教了解缙的厉害。不久,在召见其父解开时,说道:你的儿子大器晚成,现在不如归去,多读点书,十年以后再来大用,还不晚。他用这样一种方式,把随侍左右的解缙赶走了。

八年以后,朱元璋死了,解缙回到京师,重返官场。由于以上过节,有关部门官员借口违反圣旨,而且母丧未葬,父年九十,不当舍弃亡母老父出行,将其贬官到边远地区,使得这位才子陷入了无边的痛苦。他向礼部侍郎董伦写信诉说衷肠:我率易狂愚,无所避忌,在奏疏中常常表达不同政见,比如反对分封诸王,比如为李善长鸣冤,遭到一些人的痛恨,企图陷我于法。此次贬官远行,“扬粤之人不耐寒暑,复多疾病,俯仰奔趋,伍于吏卒,诚不堪忍,昼夜涕泣,恒惧不测,负平生之心,抱万古之痛”。信写得哀怨悱恻,低声下气,已经看不到昔日风流倜傥意气扬扬的景况,前后判若两人。他请求董伦帮忙,或调回北京,或返回家乡。董伦是讲义气的,鼎力相助,向建文帝推荐,使他得以返回京师,出任翰林待诏。

燕王朱棣率领“靖难”之师进入南京,宣布悬赏捉拿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等左班文臣二十九人,翰林待诏解缙与吏部侍郎蹇义,户部侍郎夏原吉,翰林院修撰胡广、李贯,翰林院编修吴溥、杨荣、杨溥,侍书黄淮,给事中胡濙、金幼孜等文臣,“叩马首迎附”,由建文旧臣摇身一变而为永乐新贵。

朱棣想借用他的文才,为自己粉饰。既然是“叩马首迎附”,解缙再傲慢也别无选择。

朱棣登上皇位后,第一要务就是篡改历史,他对建文时期编写的《太祖实录》十分不满,参与其事的叶惠仲因为秉笔直书有关“燕王谋反”之事,被诬陷为“逆党”,遭到“族诛”。随即下令焚毁《太祖实录》草稿,重新组织班子编写《太祖实录》,由曹国公李景隆与尚书茹瑺挂名监修,解缙作为总裁,负责具体工作。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正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说:修改后的《太祖实录》,开国功臣的壮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附诸公所喜者,全被删削;建文一朝四年史实荡灭无遗。这当然是皇帝朱棣的旨意,作为总裁的解缙不能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恐怕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此同时朱棣又把建文时期一千多份奏疏,交给解缙审阅,关照他,除了涉及“军马钱粮数目”的可以保留,其余有关“靖难之役”的全部焚毁。有一天,朱棣来视察这项工作,问解缙:在焚毁的奏疏中是否有你写的东西?解缙沉默无语,不敢说有也不敢说无。翰林院修撰李贯大言不惭:臣一篇也没有。朱棣讥讽道:你以为一篇也没有是贤能吗?食君之禄就应该思任其事,当国家危急之际,皇帝的左右近侍可以一言不发吗?朕并非厌恶尽心于建文的大臣,而是厌恶诱惑建文败坏祖宗法度的大臣。李贯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看来朱棣是信任解缙的,任命他进入文渊阁,参预机务,从而开创了“内阁预机务”的先例,解缙也成为明朝第一批内阁大学士。

朱棣在右顺门召见解缙等七人说:朕即位以来,尔等七人朝夕相与共事,不离左右,朕多次告诫尔等恭慎不懈,然而人之常情,保初易,保终难,尔等应该慎终如始,庶几君臣保全之美。解缙叩首回应:陛下不以臣等浅陋,过垂信任,敢不勉励图报。朱棣听了很高兴,赏赐各人五品官服。不久又赏赐解缙等人“金绮衣”,待遇与尚书相当,对他们说:为皇帝代言,关系国家机密,而且早晚随侍朕的左右,裨益不在尚书之下。他特别鼓励解缙要无所畏惧地进言:

敢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难得,敢为者强于己,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魏(王猛、魏征)之风世不多见。若使进言者无所畏,听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

朱棣把自己比拟为从谏如流的唐太宗,“听者无所忤”;要求解缙成为直言极谏的魏征,“言者无所畏”。酷似乃父的朱棣,哪里有这样的雅量,不过是说说漂亮话而已。解缙信以为真,凭借他的才子习气,口无遮拦,把政治当作学术,未免书生气太足。

朱棣把他看作如同刘基般的智囊,拿出一份大臣名单,请他品评。解缙本着“进言者无所畏”的精神,实话实说。对蹇义(吏部尚书)的评语是:“其资重厚,中无定见”;对夏原吉(户部尚书)的评语是:“有德有量,不远小人”;对刘儁(兵部尚书)的评语是:“虽有才干,不知顾义”;对郑赐(刑部尚书)的评语是:“可谓君子,颇短于才”;对李至刚(礼部郎中)的评语是:“诞而附势,虽才不端”;对陈瑛(都察院都御使)的评语是:“刻于用法,尚能持廉”;对宋礼(礼部尚书)的评语是:“憨直而苛,人怨不恤”;对方宾(兵部尚书)的评语是:“簿书之才,驵侩之心。”朱棣把解缙的品评告诉太子,说道:李至刚我已经看清了,其余各人还要慢慢考验。太子也要解缙品评自己身边的官员尹昌隆、王如玉,解缙依然实话实说:尹昌隆“君子而量不弘”,王如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

如此直言无忌地品评当朝大臣,显现了解缙“君子坦荡荡”的作风,却有悖官场潜规则,风险很大。刘基当年在太祖面前品评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结果遭到胡惟庸报复的前车之鉴,难道忘掉了吗?《明史·解缙传》说:“(解)缙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达,引拔士类,有一善称之不容口,然好臧否,无顾忌,廷臣多害其宠。”《明通鉴》也说:“(解)缙以迎附骤贵,才高勇于任事,然好臧否,无顾忌,廷臣多忮其宠。”喜好臧否人物是才子的秉性,若是臧否历史人物,和今人毫无关系,人们不过认为他狂狷而已,如果臧否的是当朝大臣,就不仅是“狂狷”那么简单了,所以“廷臣多忮其宠”,引来同僚的妒忌,置自己于孤立的困境。 更何况他把“好臧否”的习气沿用到皇帝的儿子身上,介入了册立皇太子事宜,卷入权力之争,风险就更大了。一旦失去皇帝的宠信,孤立无援的他,面对的必然是一场悲剧。

明成祖朱棣有三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在册立谁为皇太子(即皇储)问题上,举棋不定。这三个儿子的生母都是徐皇后(徐达之女),没有嫡庶之分。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朱高炽毫无疑问是不二人选,但是戎马一生的朱棣并不喜欢他,而喜欢跟随他南征北战的次子朱高煦,从征白沟、东昌有功,江上之战又有救驾之功。朱棣抚着他的背说:你要努力,世子(朱高炽)多病,不久将立你为皇储。朱高煦的亲信——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都称呼他为“二殿下”。无形中制造了两个“皇储”的局面。

朱棣私下里征求解缙的意见,解缙很坦率地支持朱高炽,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又说:朱高炽之子朱瞻基是“好圣孙”。朱棣不得不接受了这个合理的意见,永乐二年册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册封次子朱高煦为汉王,三子朱高燧为赵王。这样并没有缓解三个皇子之间争夺皇储的斗争。问题出在朱棣身上,他对皇太子朱高炽不满意,却愈来愈宠爱朱高煦,礼仪待遇都超过了太子。解缙劝谏道:这样做会开启争端。朱棣很不高兴,认为解缙在离间骨肉关系,对他的恩礼逐渐衰退。正巧这时朝廷议论发兵征讨安南,解缙发表与众不同的意见,反对出兵。朱棣以为是故意和他唱反调,从此对他不再信用。永乐四年,朱棣赏赐黄淮等五人“五品纱罗衣”,唯独没有解缙的分。朱高煦诬陷解缙泄漏宫禁秘密,又揭发他上年廷试阅卷不公,激怒朱棣。永乐五年二月朱棣下旨:翰林学士解缙贬为广西参议。将要启程,被解缙讥讽为“诞而附势,虽才不端”的礼部郎中李至刚乘机进谗言:解缙对贬官心怀怨望,朱棣索性把他贬为交趾参议,到化州去监督军饷。

永乐八年,解缙回京述职,适逢朱棣率军北征,他向临时“监国”的太子朱高炽汇报工作。此事被汉王朱高煦抓住,向朱棣挑拨:解缙窥伺皇上外出之机,私自觐见太子,不等皇上返回,径自离京,毫无人臣之礼。朱棣郁结心头的怒气登时迸发,下令逮捕解缙,关入锦衣卫镇抚司诏狱,严加惩处。永乐十三年,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向皇帝送上在押囚犯名册,朱棣看了,随口说了一句:解缙还在啊!纪纲心领神会,把解缙灌醉后,埋在积雪中,活活冻死。他的妻子和其他亲属受到牵连,全部发配辽东。这说明处死解缙并非纪纲的胡作非为,而是朱棣的本意。

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病逝于榆木川军营,朱高炽继位(即仁宗),大赦天下。他想起了解缙,拿了他品评当朝诸臣的文章,对大学士杨士奇说:人们都说解缙狂,看他的论断,都有定见,一点也不狂。随即下达诏书,把发配辽东的解缙妻子和其他亲属,全部无罪释放,并且给他的儿子解祯亮一个官职——中书舍人。

历史证明,解缙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朱高炽“仁孝”、“天下归心”,他的儿子朱瞻基是“好圣孙”。后来一个成为明仁宗,一个成为明宣宗,父子合力缔造了十年太平盛世。谷应泰赞誉为“仁宣致治”,是恰如其分的。反观朱高煦,口碑很差——“狙诈多智,以材武自负”,当不上皇帝,就效法吴王刘濞,发动武装叛乱,又没有乃父的本领,“外多夸诈,内实怯懦”,终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明通鉴》的作者夏燮对解缙有褒扬也有非议,颇有史家眼力,但是把悲剧结局全部归咎于他自己,则有失公允。他说:“语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解)缙以不谨持恭而卒以不密取祸。”显然是在为明成祖朱棣辩解,其实,“取祸”的根本原因并非“不密”。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读者诸君想必已有结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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