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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2012年02月10日  

2012-02-10 07:13: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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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女儿揭秘皖南事变真相--父亲死于自己人之手

     父亲与“皖南事变”
  
        关于“皖南事变”的是非曲直,现在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我是学工程的,之前对党史并无多少研究,只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了解这段历史。

  “皖南事变”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所谓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部队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军事科学院有位专门研究项英的专家叫王辅一,他是用白纸黑字的电文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央发了什么电报、项英是怎么回的,当时都有记录在案。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40年10月底,国民党大军包围,中央对项英交待一直是要交涉。1940年11月30日,中央给新四军发了这样一条电文:“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在事变前13天,中央仍给他和叶挺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所以,说项英赖着不走是不对的,是中央一直让他拖着的。可惜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去世了,中央重要的电报都经自他手。

  1941年1月,父亲带着一拨人马突围后,藏身在一个石洞里。据父亲身边的人回忆,父亲在山上时还很痛心,觉得新四军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他有很大责任,决定出来后先好好检讨,东山再起。打死他的人叫刘厚总,3月23日晚上,父亲、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住在石洞中,刘厚总在凌晨开枪打死了父亲与周子昆,抢走了父亲与周子昆随身携带的作为军费的黄金、银元,又抢走了手表和枪支,身中两枪的黄诚死里逃生。

  刘厚总并不是电视剧《新四军》里描述的那样,是项英的贴身副官。据父亲的秘书顾雪卿回忆,刘厚总是军部副官处负责管理马匹的副官,平时与项英没有联系,是在“皖南事变”突围时在山沟里跑到一起的。刘厚总个子高、力气大,枪法比较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所以当他要求留在父亲身边时,父亲也很自然地答应下来。父亲带着几个人突围出来后,刘厚总自认前途无望,情绪低落,一直念叨着“完了完了”,所以才起了杀人劫财的邪念。可怜父亲英雄一世,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手里。

  刘厚总下山时被国民党捉住,国民党也并未给他什么优待,在长期关押后释放了他。全国解放后,他隐姓埋名,到处躲藏,但听说在1952年8月初在江西南昌被抓获处决。

  现在一直有人写文章说叶挺与项英不和,将“皖南事变”的原因归结为项英与叶挺的矛盾,说党内机密会议,叶挺都被排除在外,叶挺儿子在回忆录里提到叶挺有时无所事事,背个相机到处走,显得很孤单。总的感觉是叶挺在新四军很受孤立。

  我很奇怪有人拿这一点做文章。因为从当时的历史看,叶挺早期脱过党,虽然在“皖南事变”后的表现证明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但在当时,项英对他有戒备是不奇怪的。直到现在党内和党外还是有区别的,何况在那个非常时期?如果说父亲有什么问题,在我看,只能说他太忠实于党的路线了。

  由于叶挺当时已经脱党,没署他名的文件不能让他看,作为政委的父亲还主动要求中央来文来电时添加叶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挥新四军。父亲对叶挺生活上也很照顾,那时候他们真是同甘共苦,叶挺曾几次萌生离开新四军的念头,不可能全是因为与父亲个人的矛盾。项英突围出来后还担心叶挺,又回头找他,结果叶挺下山去谈判被蒋介石扣押。

  叶挺的儿子叫叶正大,是我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我们俩关系不错,他不止一次拍着我的肩膀说:“父辈的事情随他们去吧,我们俩永远是好朋友。”我们相视一笑。

  而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与父亲等人失去联系、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上级起草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后来还是陈毅在会上讲了“皖南事变”经过,那份决定才没被“七大”通过。这也说明,有人所说的项英与陈毅的“重重矛盾”是毫无根据的。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住在李富春家的窑洞里,对我和弟弟特别好,正逢过年,蔡畅妈妈拉着我和弟弟给陈毅拜年,说我俩都是新四军的子弟,要给压岁钱。陈伯伯一边说“要得要得”,一边掏钱,每人给了1万元边区币。1956年我从苏联回国时,听说陈毅伯伯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舞会,我特地去见他。陈毅伯伯看到我,立即抛开舞伴拉着我在舞场上转圈,然后特别兴奋地逢人就说,“这是老项的女儿,这是老项的女儿”,对我的疼爱溢于言表。旁边的一个女的不解地问他:“谁是老项?”陈伯伯用很重的四川话回答:“老项,就是项英嘛!”我想陈毅伯伯如果活着,一定不会同意挑拨他和父亲的那些言论。

  尽管当时起草的决定没获“七大”通过,只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解放后,对项英的评价跌入了低谷,而且很奇怪的是父亲参与的革命活动却只字不提。父亲是参加中共“二大”的12个代表之一,但介绍中只提其他11位;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电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谦,却不提施洋还是项英介绍入党的。陈丕显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有一次去参观“二七大罢工”纪念馆,特地纠正他们不提项英的错误。“文革”中,全上海都贴了“项英是大叛徒”的大字报。几年前有位作家写了《皖南事变》的小说,把项英写得糟糕透顶,我没有资料反驳无力,是新四军的100多位老干部写信提出反对意见,这部小说才最终被禁止再版。我相信对父亲的评价,自有历史公论。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通报给大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悲痛,跟父亲一起也就12天,坦率地说,感情会有多深?另外,周围同学也经常有父母牺牲的,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平常事。但是“皖南事变”之后,我把名字从张苏云改成了“项苏云”,我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我是项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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