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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2012年04月28日  

2012-04-28 07:14: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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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新政”的失误之处

  建文新政历来受到文人们的推崇,但仔细想想,还是有些失误的地方,下面一一分析。

  1.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即位,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乃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中可见建文帝治国方略的改变。他还立即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之官职。 正是因为建文帝所依赖的大臣多为这样的文人,所以人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

  解读:朱元璋以武功得天下,重武轻文。勋戚多是统兵将帅,诸王也以能节制诸军而增加了自己的威权。相反,文臣地位甚低。他在用人上并不十分重视科举,而是进士、贡举、杂流三途并用,做官并不一定要读书。王世贞说:“国家初起重武,其于文事亦不数数焉,大要各以其途进”。政治关键在于平衡,建文帝纠正其祖父朱元璋重武轻文是对的,但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变得重文轻武。朱元璋选官员,科举、荐举、杂流三途并用,官员来源广泛,而且因为官员来源广泛,不容易结成派系。但建文帝朱允文“改革”官制,重用科举系官员,导致科举系文官做大,尤其是江浙地主出身的文官把持朝廷,过于强势,史称“秀才朝廷”,不符合政治的平衡原则

  2.宽刑省狱,严惩宦官。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以刚猛治国,乱世用重典,严惩贪官污吏,他认为:“法严则人知惧,惧则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宽则人慢,慢则犯者众,民命反不能保。”因而,履兴大狱,杀的人很多;还使用了抽筋、剥皮、阉割、凌迟等许多恐怖的刑法以震慑贪官污吏及不法分子。建文帝即位一个多月,下诏全国行宽政、这样做的结果是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人皆重于犯法。许多被发配远方的人也得以回到家乡。与此相反,在朝廷内,建文帝对宦官管教甚严,同时又诏谕地方官,一旦发现宦官奉使横暴,虐害士民即擒送京师,加以严惩。

  解读:很明显,建文帝对文官和宦官是双重标准,对待宦官非常严格,而对待文官标准们则要宽松的多,很少见到建文帝严惩文官,难道在洪武时期非常贪婪的文官们一下子突然变好了?显然不是的,史载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明朝罪至死的大多数是什么人?是贪官污吏!建文帝朱允文及其“秀才朝廷”却宽容他们,俨然成了贪官污吏的保护伞!

  还有建文帝以仁慈著称,但朱允文真的“仁慈”吗?朱允文逼得自家叔叔全家自焚的时候怎么不说仁慈了?歧视军人,说那些为他战死的军人是“不用心作战”,把这些烈士家属充军的时候,怎么不说仁慈了?有事没事打宫女宦官的时候怎么不说仁慈了?建文帝是对文官们仁慈,对贪官污吏有罪不罚,故被文人们吹捧成“仁慈”了

  3.建文帝听信江浙地主出身的文官建议,觉得江浙赋役过重,特下诏“江浙赋独重,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

  解读:众所周知,明朝的赋税非常低,田税和商税都是三十税一,江浙的赋税其实也不高,况且江南的亩产相对全国比较高,收高一点的税收是合适的。建文帝轻信了江南出身的文官的舆论,给地方减税(得利更多是江南的地主,即文官们的家族),等于让富裕的江浙和贫瘠的陕西上缴同样的赋税,这一点并不明智!洪武帝曾经禁止苏州或松江人氏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借此防范出身于这些富庶州府的人们把持财政,偏私家乡,从而牺牲了国库的利益。限制苏松人在户部做官的背景是“浙江及苏松二府为财赋之地”,而“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窟穴其间,那移上下,尽出其手。且精于握算,视长官犹木偶” ——现在建文帝解除了这种禁令。

  所谓“江南重赋”,是指明朝在江南地区的苏州、松江、湖州、嘉兴四府,赋税“特别苛重”的一种现象。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一府秋粮定准为140万石余,明朝定天下赋额为四等:民田,亩税2升3合;官田,亩税5升3合;重租田,亩税8升5合;没官田,亩税1斗2升。(没官田,即没收前代官有及敌官之田)。明代江南富饶,亩产可达3-4石,即使以最重的亩税1斗2升来算,十税一都没有达到,税收并不高,文官们嚷嚷税赋太重是为什么呢?不是什么为民减负(地主的地租高达5-6成,文官们从没嚷嚷过),看看文官们的出身就明白了,他们大多出自江浙地主家。

  4.建文帝在官吏方面也进行了改革,重新更定官制,大力精简机构。建文朝在地方上进行了省州并县,精简机构。建文帝的这一措施,是针对洪武时的官冗政繁而采取的。早在洪武末,有识之士已建议朱元璋要“省冗官,减细县” 。据《建文朝野汇编》等书所载进行粗略统计,几年间撤销的县有三十九个,州九个和一批县的同知、吏目、推官、知事、丞簿等。还撤销了巡检司七十三个,河泊所四十九个,递运所十五个,水马驿四十八个,税课局一百零九个,税课司四十一个和一些道纪司、道会司、道正司、僧会司、道会所、僧纲道纪司、盐课局、盐课司、茶课司、批验盐引所、闸,省去府州县学训导一百零四个暨其他一些官吏,只有个别零星的增设。值得注意的是,所撤消的多与税收有关,而增设机构中,只有一个河泊所。大量的税课局、河泊所等机构的撤销,史书上说成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解读:明朝的官吏本来就非常少了,一个县只有十几名官吏,加之县官不下乡,致使地方土豪劣绅把持地方,政府收税都要和他们“商量”,国家直接导致国家的税收拖欠,最后竟然被文官们怂恿皇帝免掉。在国家官吏不足背景下(明代官吏只有几万人,却要管理上亿的人口,平均一个人管一千多个人),建文帝却听信文官们的怂恿,减免官吏,撤销州县,削弱国家力量,进一步致使地方偷税漏税,豪强做大

  与削减地方官相比,建文朝中央文官们的权利变得非常大,朱棣在致李景隆书中曾说:“祖训云,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不许立丞相。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今虽不立丞相,欲将六部官增崇极品,掌天下军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天下之人,但知有尚书齐泰等,不知朝廷。” 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建文改制的情况和建文帝与朱元璋、朱棣对待大臣的不同态度。

  我们知道齐泰,黄子澄,方孝孺是江浙地主集团利益的代表者,他们“骤事削藩"”目的是“毋为人制”。他们不愿陷入亲王军人集团的股掌,不愿再回到那种政治上受打击,经济上受“剥削”的老路上去。他们积极参与消藩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建文帝的江山,一向崇尚“仁义”的他们,却一再挑拨皇家关系,夸大藩王的实力,实质是想借皇帝之手除掉亲王和军人集团,以维护他们自己及其家族的利益。

  而燕王朱棣, 搬引祖训, 革除新政,这直接打击他们的既得利益,当然遭到出身江浙地主文官们的激烈反对,他们或从容殉节,或破口大骂,或怀以匕首,或以族抗拒,在朱棣的屠刀前,慷慨就义,与其说他们在殉节效忠建文帝,不如说他们是用生命来反抗损害他们既得利益的朱棣,以维护代表他们政治经济利益的建文新政

  总结,建文新政从本质是一场建文帝听信文官集团(特别是江浙地主出身的文官),削弱国家力量,官员有罪不罚,地方豪强做大,文官集团家族得利的一系列不利于国家的政策措施。正是因为建文帝的政策使得文官集团得利巨大,使得前后被朱元璋、朱棣高压下利益受损的文官集团格外怀念,因而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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