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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奇闻:喊错了口号就要被判重刑 甚至枪毙  

2012-09-21 08:53: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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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奇闻:喊错了口号就要被判重刑 甚至枪毙

 作者:封佩玲 

        核心提示:市里在原建工学校召开宽严大会,确有因喊错口号被判了重刑,记得还有个女的给枪毙了。

  “文革”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是充满血腥、荒唐的一段历史,我们这些从“文革”走过来的人有责任阻止它的重演,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文革”的丑陋和邪恶记录下来,留给后代,从中接受教训。

  “文革”荒唐事比比皆是,我写下几件亲身经历的小事也许微不足道,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些荒唐事的可笑、可气和可悲。这些事,儿辈或许多少知道一点儿,孙辈可能完全陌生了,一定以为奶奶为他们讲“天方夜潭”的故事,故而把这些血泪斑斑的残暴行为命名为“文革逸事”,让后人来评说吧。

  一、初尝游斗

  1966年6月1日深夜,工作了一天的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这时,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学校司机老赵开车来外专宿舍楼接我和老伴以及其他几位总支委员,参加学校党总支紧急会议,传达第二天即将见报的北大聂元梓等7人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并研究应对措施。9个总支委员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个阵势,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说什么好,整整一宿,也没有讨论出结果来。当第二天新闻联播播出这张大字报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后,学校里立即乱作一团。不久,学校停课,学生造反,揪斗校系领导,冲击各级组织,党政工作陷于瘫痪,接着运动步步升级,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我是学校团委书记,直接面向广大青年师生,我又爱和青年人聊天,结识不少青年朋友。可是,“文革”风暴一来,说外专执行的是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建团路线,我这个团委书记就成了推行修正主义建团路线的急先锋。我结识的一些青年朋友都起来反戈一击,给我糊了一个一米多的高帽子戴上,拉出来在校园里游斗,这可是外专戴高帽游街的第一个“走资派”,我心里又怕、又羞、又恼,真是斯文扫地,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好不容易游斗完了,放我回家吃饭,老伴已为我煮好一大碗面条,还特意放了两个荷包蛋,但我却一点食欲也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话也没有,两眼发直,呆坐在沙发上。这时,老伴从他的卧室拿出一个自己糊的高帽子,同我戴的那个差不多,强作笑颜地对我说:“明天要是再游斗,我戴这顶陪你游”。我忽然感到有了依靠,痛苦、烦恼一下子全消失了,端起面条碗,吃个净光。这时我才发现,老伴两眼都含着泪花,是无奈的泪,也是痛苦的泪。我心里有了底,不再惧怕戴高帽子游斗,而外专的学生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学子,胆子比较小,也比较克制。有些人也许觉得游斗不大过瘾,就召开全校大会批判,会场一片打倒声,还让我第一次尝到坐“喷气式”的味道:弯腰90度,脸望前方,双臂向后高举。大会点名要我老伴上台揭发,老伴照着报纸口径批了一通修正主义后,竟为我表起功来,说我来学校刚一年,作了多少事情,都是根据党中央指示做的,谁能知道是修正主义呢?未等他讲完,就被“革命”群众轰下台去,我心里暗自发笑,心想,你这个书呆子,现在是什么气候,还在表功,有你好看的。果然,没有多久,老伴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而且比批斗我还厉害。

  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精心培养的一个团委接班人反戈一击,竟信口雌黄,把我苦口婆心劝他安心团的工作,并现身说法,服从组织分配,34岁还作校团委书记的工作,说成是以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拉拢他。他家在农村,生活很困难,我主动借给他60元钱让他寄回家应急,说我拿臭钱腐蚀他。要知道,那时的60元钱,可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多月的工资啊。遗憾的是,这位同志“文革”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表示歉意的话,也从不提60元借款的事,可见,“文革”把人性扭曲到什么程度。

  二、“三家村”和“夫妻店”

  “文革”开始,北京市就揪出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各地、各单位都如法炮制,外专造反派也不甘落后,就把我和老伴,再加上副校长刘质毅(原湖南株洲市委副书记)三个人打成外专的“三家村”,理由似很“充分”,因为我们三人都是从对外经委调来的,又都是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按造反派的说法,执行的都是修正主义路线,必然臭味相投。但批来批去,除了几顶吓人的大帽子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更揭发不出有分量的反党材料。于是造反派就别出心裁地提出批周宗贤、封佩玲“夫妻店”。要说“夫妻店”,自有造反派的说法,因为我们是从广西南宁调京的,“文革”乍起,广西大乱,分成“联指”、“4·22”两派。那时,时兴大串联,两派都有人来京,我和老伴都特别好客和念旧,不论哪派,只要找上门来,都热情接待,或吃顿饭,或住上几天,只谈友谊,不谈派性,也记不清招待过多少拨,多少人。那时最感困难的是粮票不够用,因为吃饭买粮要粮票,有些避难来京的同志,来不及带粮票,我们只好东挪西借,往往是寅吃卯粮,有时实在接不上顿,就和老伴带上两个孩子串亲戚找顿饭吃。没有想到,这种同志之间的正常交往和友谊竟引来了大祸。由于谢王岗同志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袁家柯、罗丽华同志住了十多天,我和老伴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谢、袁两位同志,都是我们尊敬的老领导,谢王岗还是我和老伴结合的“红娘”,袁家柯更是老伴的入党介绍人,以正常的眼光看,是很自然的友好交往,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何况,任何朋友来家住,我们都按规定如实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可是没过多久,谢王岗、袁家柯被康生点名扣上特务和死不改悔走资派的帽子,造反派对我和老伴的批斗大大升级了,我俩都成了包庇窝藏坏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们家成了窝点,并被造反派戴上“周封夫妻店”、“黑店”的桂冠。这时就不光是文斗了,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老伴被打、被虐成疾,1971年4、5月份在积水潭医院急诊收治住院,生活不能自理,长达4个多月。我每天要在“五·七”干校劳改,接受批斗,又惦记医院的老伴和在家里无人管的两个幼子,身心憔悴。有一天,从干校回家,听我12岁的大儿子说,家属造反派斗了他几天几夜了,说一个造反派的儿子丢了10元钱,他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定不是好人,非逼他承认偷了这10元钱,不承认不给睡觉,还威胁送他去派出所劳改。我最了解自己的孩子,街上捡到一分钱都送到警察叔叔那里,我们的工资都放在家里明显的地方,也从来没少过一分钱,可是那时就是造反有理,无法无天,造反派说你是坏人,不是也是。我心疼孩子受委屈,违心地拿出10元钱给那位造反派“夫人”,并狠狠心,把大儿子送到河北迁安的亲戚家,把只有8岁的小儿子送回河南老家。在那个年代,对自己的孩子,不仅不能给予保护,甚至难以抚养。送别儿子的滋味,别提多难过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划界限

  康生点名批判谢、袁后,外专的造反派和军工宣队认定是他们立功的机会来了,抓了两条“大鱼”,他们很懂“策略”,先把我老伴关进“牛棚”,不给自由,不给见面,背对背地交代揭发,规定每月只有一次给老伴送粮油票和日用品的机会,每月见面时,后面总跟着造反派或军、工宣队队员,生怕我们串供。说来奇怪,只要看上老伴一眼,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就觉得放心了,没事。几个月也搞不出他们需要的材料,于是,他们又玩了一手,要我同老伴划清界限,说:“周宗贤是铁板钉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谢、袁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你是受蒙蔽的,性质不同,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大胆揭发,划清界限。”见我还是揭不出老伴的反党材料,造反派进一步逼我说:“你是要党籍,还是要周宗贤。”我毫不含糊地说:“我要党籍,也要周宗贤。”造反派实在逼不出东西来,就满校园糊大字报,说我划不清界限,死路一条,死定了。后来,老伴从牛棚里放出来,造反派对他采取的是同样拙劣的办法,同样是一无所获。

  四、封鬼

  外专军、工宣队和造反派在学校弄不到他们需要的材料,就派出不少人外调,不知道他们在南宁外调时怎么听说我在学生时代有个绰号:“封鬼”,以为可找到了一个过硬材料,能置我于死地。其实,“封鬼”是南宁解放前我搞地下学运工作时,战友们对我的昵称。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这就要求地下工作者既要有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又要有善于斗争、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手段。“封鬼”就是战友和同学们对我这段表现的肯定,它是机警的意思,又含有一种乐观向上、幽默浪漫的意味和同志间的亲切感。尘封的记忆,本算不了什么,更没有表功的意思,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某些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竟把具有革命含义的称谓诬称“风流”的意思,并借此攻击污蔑我有作风问题,妄图把我的革命斗争史篡改为“风流韵事”史。他们为了打倒我,可谓处心积虑。但南宁外调材料丝毫帮不了他们的忙,于是,他们只有编造谎言了。谎说南宁没有地下团的组织,说我历次交代参加过地下团是假的,搞地下活动是无中生有,是欺骗组织,混入革命队伍,以他们编造的谎言激发群众的义愤。真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们已不顾做人的起码良知了。批风流鬼批不下去,于是又把“封鬼”说成是“疯鬼”,要我交代疯狂反党、反人民的罪行,不然,为什么叫“疯鬼”。我说是封佩玲的封,不是疯狂的疯。造反派说,不管哪个封,你就是疯狂,不交代疯狂,就是不老实,过不了关。如此强词夺理,不讲道理,已是司空见惯。你批你的,我就像没听到一样,思想早开了小差。

  五、祸从口出

  “文革”那些日子,没完没了的交代检讨,早请示,晚汇报,挨斗挨骂,老伴关在牛棚,两个幼子都送去远方,牵肠挂肚,内外交困,我又严重失眠,精力不集中,可是大会、小会都要你发言、表态,我只好按报纸登的文章的口径讲,有时就念报纸,还生怕念错了。有一次小组会发言,我把《人民日报》社论中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念成刘少奇革命路线,出现了口误,这一下,小组会立即炸了窝,我还未反应过来,就有人把我从座位上揪起来,低头、认罪。第二天,又开了专门的批斗会,要我交代颂扬刘少奇,公开唱反调的罪行,交代反动思想的根源,说我骨子里反毛、反党、反人民。其实,就是口误,念错了,哪有什么反动思想,更找不出反党的思想根源,只好认罪,任你批,任你斗,大会、小会,批个没完。这时,军工宣队为了扩大“战果”,制造恐怖气氛,就利用这年8月31日部分青年学生同几个科室干部发生口角,诬陷这些学生搞打、砸、抢,定性为反革命,人为制造了一起“831反革命事件”,企图把这起事件同“刘周封三家村”挂起钩来,掀起更大的批判闹剧。每次批判,自然要我联系自己表态,我心里想,再不能走神,再不能念错字了,一边字斟句酌,一边心里嘀咕,可就是越担心,越出事,鬼使神差,把“831”反革命事件口误念成“8341”反革命事件。这一下,可不得了了,“8341”是保卫中南海的解放军,说“8341”是反革命,就是反军,十足的反革命,联系我上次的口误,罪加一等,有人当场就要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建议立即开除出党,交群众专政,也有人要揪我去专政机关。没隔多久,市里在原建工学校召开宽严大会,确有因喊错口号被判了重刑,记得还有个女的给枪毙了。造反派就地开了我的批判会,说我也够枪毙的,要我交代反动思想和背景,是谁指使的,似乎我是故意的,不可能是口误,是反动本质的反映,真是有口难辩。这时,心里已经没有了怕,只觉得好笑,历史上的文字狱,还有个文字凭证,可没听说口误罪,真是“文革”的新发展、新事物,其荒唐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

  六、抄家

  在我的记忆中,抄家往往同满门问斩联系着,是从旧小说和历史故事中知道的,可是到了“文革”时代,抄家成风,随处可见,就见怪不怪了。运动开始,我和老伴都成了“走资派”,自然免不了被抄家,幸好我们提前听说要破“四旧”,早早就把多年积累的工作笔记、生活日记、亲友来往信件,以及一些旧照片,一把火烧光了。我从广西带来的几大箱书籍,除了几本爱读的诗词和古典名著外,也全部当废品处理了。所以造反派抄了几次家,翻箱倒柜,什么也没得到,只是有一次,一个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小将”,顺手牵羊把我仅存的几本古诗抄走,还教训我说:“放着毛主席的红宝书不看,净看这些‘四旧’的书,反动透顶”。在那个时候,实在是有理说不清啊!当谢、袁事件出来后,造反派把我和老伴划为谢、袁集团的骨干分子,把我们家说成黑窝点,抄家更成了家常便饭。军、工宣队的队长当面告诫我,家里来人要向造反派、居委会和派出所报告,晚上家里不能锁门,随时叫,随时开门。可巧,有一天,南宁一位自报工厂团干的青年来我家,说是来北京上访反映情况的,因未带粮票,钱已花光,两天没吃饭了,不得已,来求老书记(来不及问他在哪里打听到我这个原南宁团市委干部的)给顿饭吃。这时,我听他讲家乡话,又动了恻隐之心,但如实告诉他,我这里危险,正审查我们,来人要报告居委会、派出所的,你吃过饭赶快走,免惹是非。他说:“我来北京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不怕的。”我一面赶快做饭,一面叫老伴向居委会报告。饭好了,叫这位客人先吃,看他狼吞虎咽的样子,真的是饿坏了,怪可怜的。可是刚吃了一半,居委会带两个民警就来了,要查户口,听说是广西来告状的,立马要带走。来客说等把这碗饭吃完,硬是不让吃就带走了。以后再没有这位朋友的音信,也记不得他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了。还有一次,一位朋友来看我,诉说“文革”各自的遭遇,唏嘘不止。正在这时,几个红卫兵闯了进来,这里翻翻,那里敲打敲打,连大衣柜里的衣物也都掀了出来,我这位身高体壮的朋友实在看不过去,大声斥责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是红卫兵?告诉你们,我是老红卫兵,是红卫兵的头,八代贫农。”说着扬了扬手上的红卫兵袖章,他们见这个“八代贫农”的红卫兵头,气势汹汹,赶快灰溜溜地逃了。事后我问他,你不是资本家出身么?怎么成了贫农,又哪里有个八代贫农?从哪里来的红卫兵袖章。原来红卫兵袖章是小儿子在院子里捡的,正准备送到居委会,就放在桌子上,这位朋友急中生智,就上演了一出上述活剧。

  七、积肥小组长

  归纳我的“罪状”,造反派和军、工宣队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帽子拿在群众手上,不老实就给戴上。“定性”后于1970年6月跟随革命群众到西城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不用说,我这样的专政对象要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种水稻、平地插秧难不倒我。造反派又生一计,在抬土造地时,找一个身体最棒的男劳力同我一组抬土,土筐压得实实的,又叫那个男劳力跑快一些,一天下来,我身子简直要散架了,躺下去就起不来了,饭也吃不下,可能有好心人对这样虐待一个专政对象看不下去,第二天为我换了工作,我才没有倒下去。

  造地种水稻离不开肥料,打扫厕所粪便,积肥,自然落在专政对象身上,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打扫男女厕所的积肥小组,有四五个男的专政对象,却单单派我这个女的当积肥小组长。现在当一个什么长都有点权力,可那时的组长只有带头的份,干不好就开田头批判会,我不但要带头打扫女厕所,也要带头打扫男厕所。说到这里还闹过一次笑话:有人到男厕所如厕,老远听到男厕所里传出女人说话,就没敢过去,因为那时人们对阶级斗争的弦绷的挺紧,有人疑神疑鬼,动不动就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男厕所里去了女人,那还了得,赶紧向领导报告,要去抓“流氓”。待他们拿着木棒煞有介事地赶去时,见积肥组在女组长的带领下正紧张地出粪,好生没趣,只好悻悻地离去。

  八、谁为我“平反”

  1972年,“五·七干校”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对我宽大处理,过去说的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现行反革命都不算数了,但还留个小尾巴,说运动中有错误。我问是什么错误,这位领导说:“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说成革命路线,831说成8341,虽属口误,但也是错了,怎么说没一点错呢!”这种强词夺理、偷换概念的拙劣手法,还是出自一个自认很革命的领导干部,不能说不是“文革”的悲哀。我就是带着这个小尾巴分配到北京市112中学担任校革委会和党支部的领导工作,以后又多次调动:区党校、区财贸干校、区房产落实办公室、区委财贸部,还参加一年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工作,最后于1983年提前离休。

  我在“文革”中是受害者,身心俱损,两个儿子受牵连,“文革”后工作频繁调动,未能尽我力量去工作,实感遗憾。更为遗憾的是:对我的冤案,只是在1972年口头讲给我带个小尾巴的“宽大处理”,以后找谁也不管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谁为我“平反”呢?

  其实,用不着谁再为我“平反”了,“文革”中所强加给我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上的笑料,让后人记住:再不能上演这类最野蛮、最无聊、最残暴的人间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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