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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2012年09月03日  

2012-09-03 07:34: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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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打败后仍自称天朝上国的下场

  “精神胜利法”

  《中英南京条约》和其它卖国条约一样,并不能结束双方的冲突。但作为失败一方,中国这个“天朝上国”在精神上并未被击败,官方文件仍称英国为“英逆”,英国入侵则被称为“犯顺”。条约也未对中国造成冲击:在鸦片战争后10年里,各属国依旧来北京朝贡(朝鲜10次,琉球7次,越南和暹罗各3次)。中国官僚们只是认为,给予西方的特权太多,因此想方设法不履行条约。同时,不少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声名狼藉、行事不端,更加剧了中国人强烈的排外情绪。

  英国的失望与希望

  作为鸦片战争的胜利者,英国人同样失望,因为中国人不愿与他们接触,通商口岸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贸易扩张。直到《南京条约》签署10年后,作为通商口岸的福州和宁波,外国侨民数量仍只有12人;厦门略多,约25人左右;传统外贸中心广州也不过有300名外侨;即使在外国势力的据点上海,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也只有300多外国居民(不计家眷)。英方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获得更多的租界。曼彻斯特商会当时声称:“我们同中国的贸易直到买卖权扩展到我们现在所局限的港口以外的地方,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天朝上国”幻象的破灭

  由于双方如此对立,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英法联军和鸦片战争时一样不可抵挡,尽管付出了比鸦片战争大得多的人员伤亡,但在八里桥的血战中彻底摧毁了清朝的武力支柱——京营和蒙古马队,随后还占领北京,烧毁了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咸丰皇帝也在逃亡中死去。这一系列难以掩饰的失败,才让一部分中国人觉悟——“天朝上国”的表象,再也粉饰不下去了。

  为何不能认输?

  林则徐的确是传统中国最好的写照,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国统治者们尽管动机不同,但对西方的深恶痛绝都如出一辙。虽然军事上的失利让他们意识到“器不如人”,但无论于公于私,都绝不服输,绝不承认这是中国整体上的失败。所以,从当时的官方文件上看到的仍是中国千年不变的自信和自尊:19世纪40年代中期,英法两国侨民相继在琉球定居,道光皇帝照旧居高临下地训示,“佛英二国,不应扰我属国”,“若不为之弭止惊扰,殊无抚驭外藩之意”。虽然这些话被记录在案,但它们的功效却已成过往烟云。

  改革就是向帝国主义投降?

  和这种自信和自尊相辅相成的,是清朝政策的转变。随着耆英等“把坏事变成好事”的羁縻派占了上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想获得先进军事技术的派别失势,训练新军、装备火器、建造要塞等工作也逐渐被搁置。这一情况的出现有其道德依据:既然羁縻洋人就能维持太平盛世,为什么还要向帝国主义投降,低声下气地求他们帮忙建设国防?

  难以突破的思想局限

  退一步来说,纵然林则徐等人上台,最多只会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术,要像日本那样维新变法则无从谈起。于公,千年以来,全体中国人对“天朝上国”的自信已是无可动摇,明智如林则徐也不能突破这一历史局限。当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去职时,英国海军司令伯麦(J·G·Bremer)就曾作评:“林公自是中国好总督,一血性,一才气,但不悉外国情形尔,断鸦片烟可,断贸易不可。贸易断则我国无以为生,不得不全力以争通商。”一是中国近乎迷信的好面子,一是西方近乎无耻的讲利益,双方差别由此可见。

  无法舍弃的个人私利

  于私,中国传统体制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想要动这个体制,那就是砸人饭碗,断人财路。半世纪后的“戊戌六君子”就用自己的头颅证实了,在这个体制里搞改革要冒多大风险。因此,在两次鸦片战争间这关键性的十几年中,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几乎什么都没有做。但讲求面子和因循守旧毕竟挽救不了中国事实上的衰落,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那一年(1860年),英国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份额第一次超过了中国(19.9%对19.7%)。

  天朝的自尊:“输人不输阵”

  在鸦片战争中得胜的英国人,在战后却发现自己在广州事实上是被软禁了(“天朝”对“夷狄”上千年来都照此处理)。他们在法理上始终被禁止进入广州城,地方政府把他们限制在名为“十三行”的16000平方米地段里。对扔石头、谩骂、殴斗成了当时中英交流的主旋律,在这一规模的对抗中,中国人的自负通常不亚于英国人的傲慢。6年冷战后,英国公使德庇时在1847年4月再度诉诸炮舰外交——从香港出发的英国战舰炮轰虎门炮台,在36个小时内打哑了827门大炮。但中国官僚对眼皮底下的惨败仍昂头无视,两广总督耆英唯一作出的妥协是:广州城拟于两年后向英国开放。

  彻底失败的鸵鸟政策

  即使只作了文字上的退让,清廷也无法接受,于是用更排外的徐广缙接替耆英出任两广总督,三年后又用以“死不交涉”著称的叶名琛接任。这种鸵鸟政策的最高支持者,就是1850年即位的咸丰皇帝,他被广州10年不让英国人自由进出的“成就”鼓舞,极为推崇这一“输人不输阵”的精神。这位年轻气盛的皇帝命令把上海、天津和南京将外交事物移交给叶名琛,让鸵鸟政策成为中国唯一的外交方针。但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被英军俘虏的叶名琛突然变成了中国的替罪羊,曾被朝野所推重的“死不交涉”,也被讥笑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沦为笑柄的文化传统

  叶名琛被俘后依旧保持着“天朝上国”的自尊,自备粮食,不食敌粟,清军失利时,击节叹息;若有中国获胜的信息,则喜形于色。在食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他于1859年因不吃外国食物绝食而亡。他这种“耻食周粟”、“苏武牧羊”的气节,在古代定会名标青史,在近代反而沦为笑柄。晚清名士薛福成在日记中写道:“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

  清军“不可战胜”有其理论依据

  清朝统治者如此自信,自然有自己的逻辑:“兵家胜败何常,该国兵远来即有数万,未可当我中国人民千百之一,其能经几战乎?”当时在天津登陆的英法两国军队共16800人,何止不到中国人口千百之一,连万分之一都到不了,而且大部份还在天津一带驻防,向通州进犯的部队只有几千人。咸丰皇帝见猎心喜,“严饬统兵大臣,整顿师律(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并提出“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什么是清朝“所长”呢?就是满清征服中国本部时引以为傲的骑兵劲旅,咸丰还在圣旨中特别关照,“万不可身寄命于炮”。

  “我大清骑射无双”

  为此,清廷抓紧一切时间调集骑兵部队,“厚集兵力,以资攻剿”。除原调绥远、归化二城操演兵1000名外,“还派兵五百名,遴委得力将弁管带,配齐军火器械,于七月十九日,兼程驰往通州,听候调遣”。与此同时,星夜传檄,从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三盟各急调1000至2000名蒙古骑兵前往京师。经过这番紧张的调兵遣将,满蒙精华大至,单部署于通州地区的清军就达3万余,其中以驻张家湾、八里桥一带的17000人为最精锐,该部包括7000蒙古骑兵,由清王朝“倚为长城”的蒙古郡王僧格林沁节制。

  昔日劲旅已成明日黄花

  1860年9月18日,英法联军北犯,是日中午逼近张家湾。僧格林沁所部遵旨出兵,杀伤众多行进中之敌,但随后遭遇火器袭击,马匹受惊,马步兵自相践踏,一同向八里桥溃退。正如僧格林沁奏报:“至该夷于午刻马步各队进前扑犯,经我兵枪炮齐施,毙贼无数。正分拨马队抄击,该夷火箭数百支齐发,马匹惊骇回奔,冲动步队,以致不能成列,纷纷后退”。僧格林沁撤退后重整军势,并与内大臣瑞麟商定,全军分东南西三路迎敌,并集中1万满蒙马队死守八里桥。

  不能英勇善战 但能英勇牺牲

  9月21日上午7时许,英法联军约五六千人,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守军发起攻击。清军按照传统以骑制步的战法,集中骑兵向联军正面发动反冲击,一部分骑兵一度突破到距法军第二旅指挥部仅四五十米远的地方,第二旅指挥官科利诺将军甚至拔剑准备肉搏。但激战一时许后,南路法军以及英军阿姆斯特朗重炮赶到战场。僧格林沁所在的八里桥遭到密集的炮火打击,清军前后脱节,前部马队又遭据壕联军炮火轰击和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伤亡甚众,联军乘势反攻。僧格林沁是时率本部马队驰骋于敌西南两路之间,亲自“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试图分割敌军,但因为另外两路战败,后路被包抄,清军全线败退。八里桥之战,从上午7时打到正午,战斗十分激烈。战后因伤亡甚重,英法联军在通州休整待援达半月之久。

  再好的古代军队也难敌近代军队

  八里桥之战,清军先果断发动冲锋,再不顾伤亡进行穿插,最后与阵地偕亡,作为一支冷兵器时代的军队,已经做得很好。英法联军与役者无不对其大加褒扬,“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中国人和以勇气镇定著称的鞑靼人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但如同法国人分析的那样,清军“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清军注定战败的原因就是“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就这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自以为“骑射无双”的军事力量,被他们弃之不顾的火器技术撕得粉碎;同样被撕得粉碎的,还有“天朝上国”的脸面——“万园之园”圆明园,也在16天后被英法联军焚毁。

  清朝的“人民战争”

  当时清朝统治者发动群众不可谓不起劲,还专门派部级干部回乡动员,却发现“设遇有警之时,可以镇压土匪,不能调出迎敌”;“可以保卫乡闾,未必即能打仗”。其原因从奉旨回籍帮办团练的焦祐瀛、张之万等人的奏折便能得知:“抚议一起,人心懈怠,不但兵无斗志,亦复民无固心”。当局首鼠两端,百姓自然战和难定:“夷人北来时,津郡为之代雇车百数十辆,途中复应付柴草……武清县民团未奉地方官示谕,不肯与该夷为难”。得知这样的情况,连咸丰皇帝都认为“殊出情理之外”。殊不知,老百姓已经从清廷无力抵御洋人的事实中明白了,所谓“天朝”只是个纸老虎,要用自己的性命去保卫统治者,那万万做不到。

  “老百姓与朝廷无关”

  1857年广州落城后,清政府便自觉无力攘夷,于是“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同时,清朝当局为了避免在国际上说不清楚,硬要把老百姓反抗侵略者的行为说成与政府无关,“照会该夷,使知构兵之故,与官无涉”,万一战胜,再“由地方官员出为调停”。由本国百姓与外国侵略者决战,而统治者则作为“局外”人进行“调停”,实在不可思议。

  清朝统治者如何引火烧身?

  但老百姓自然不能坐视本国政府处身事外,接替叶名琛出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就上奏朝廷,虽然自己“缓兵蓄威,毋使(外夷)有所借口,以免贻害沿海地方”(实际上就是重拾羁縻伎俩,默认侵略者占领广州)。但是“乡曲愚民,颇难明白徧谕,刻下沿海乡村,仍有忿然不平”。甚至还有“好事之徒,安心构祸,肆口骂罗惇衍等虎头蛇尾;虚糜民间数十万银两,抚议一到,遂即按兵不动……其催令臣督兵进剿匿名揭帖,竟贴至臣署前,并有用石块包揭帖,于夜深时由墙外掷进者”。老百姓对侵略者的愤怒,由于被统治者所出卖,转而发泄到这些利用自己的人身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英法联军中为何有中国人?

  知此剧变后,清朝统治者的态度转了个180度的弯。奉旨在广东帮办团练的罗惇衍等上奏:“臣等驻扎花县……申谕北路乡民,不准仍与夷仇杀。”后因英军要占领花县,他又从花县北撤,“一面约束壮勇乡民,不准妄动。”诸如此般,不胜枚举。就这样,从1857年到1860年,清政府置百姓于不顾,听任英国人对广东沿海进行了三年统治。这种行为,酿成了令当局瞠目结舌的恶果: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阶段,英军从经年统治的“粤东募潮勇数千人”,2500名从广东招募的中国人(占英法联军总数的13%)登上了远征华北的英国舰队,对自己的皇帝发动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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