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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龚自珍的风流人生  

2013-01-15 08:29: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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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的风流人生

  在慈禧太后操作裕如的政变中,任何反抗都变得那么滑稽和荒谬。肃顺的傲慢与后悔,吴可读的倔犟与自恋,都成了时代的标志。那些东西不仅仅与国家政治有关,而且还是社会整体生活的写照。

  荒谬,成了时代生活的本质。

  吴可读尸谏之后留下了一个滑稽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在不否定他的愚忠的前提下,证明他的“思路错误”。整个过程可以套用现代荒诞剧的模式来说明:认认真真玩游戏,马马虎虎做正事。如果再不好理解,就得用民间谑语来表达:把喜事办成丧事,把丧事办成喜事。

  光绪五年(1879)三月,吴可读尸谏之后,其谏书被慈禧太后下发给“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诸官员讨论。于是,大清王朝的重臣们各自作出表态,徐桐等三人“连衔一疏”,张之洞等四人又“各一疏”。这些反馈意见又被交付有亲王爵位的高级贵族审阅,礼亲王世铎的判断是:“吴可读以大统所归,请旨颁定,似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于皇太后前后此所降之旨,亦未能细心体仰。”一句话:吴可读犯了常识性错误。

  其实,阶位较低的吏部主事吴可读的光绪有子之后过继给已死的同治皇帝之论,早有更高阶位大臣于光绪初立时就说过。此人是内阁大学士广安,他当初要求朝廷铸铁券来确认他建议的法统安排。作为一位熟读汉族皇权历史的满族高官,他在奏书中说:“惟奴才尝读《宋史》,不能无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起无穷斥驳。使当日以诏命铸成铁券,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赵普安得一言间之?”

  对于广安的大胆,两宫太后(其实就是慈禧太后一个人)发出懿旨给予训斥:“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业经明白宣示,中外咸知,兹据内阁学士广安奏,请饬廷臣会议,颁立铁券等语,冒昧渎陈,殊堪诧异。”到吴可读旧事重提之际,当然没人再敢支持吴论了。假使支持吴论,势必引起广安之论的重提,推翻了四年前训斥广安的“两宫懿旨”。

  徐桐等人从另一个角度为慈禧太后辩护,把已死之人吴可读推到不懂祖宗家法的境地,其奏曰:“窃思吴可读所陈预定大统,此窒碍不可行者也。我朝家法不建储贰,此万世当敬守者也。”

  宝廷则更为狡猾,他说:“将来以皇上所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非言生皇子即时承继也。”如此一说,大家不是都在扯淡吗?本来是皇族家里的一件孩子过继的事情,怎么成了接班人的问题了呢?何况光绪皇帝还没儿子呢!

  张之洞则比宝廷更胜一筹,他的意思是现在放下此事,冷处理,到光绪皇帝传位时再说。在他的长篇奏章(或许可叫政治论文)中,将儒家经典与历史典故充分结合,得出一套结论:“《春秋》传云:‘君子大居正。’故兄弟叔侄,辗转授受,每难帖然。不知从父从子,乃生衅隙,若皇子承继先朝,但存名义,岂判亲疏?”

  在本不足道的闹剧化的政治讨论中,还是宝廷说得到位:本质而论,我们在讨论一个神经病患者提出的问题。在其奏中有云:“可读不自云‘临命之身,神智瞀乱’乎?不然我朝夙不建储,可读岂未知之耶?”宝廷所引确乎有据,吴可读在尸谏奏章中说过:“惟是临命之身,神志瞀乱,摺中词意,未克详明,引用率多遗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摺一二,缮写又不能庄正。罪臣本无古人之学问,岂能似古人从容。”

  按现在医学观点来论,吴可读即便不是精神病患者,也是个严重的抑郁症患者。这与他青年时代的严重挫折有关。当年,他从老家甘肃皋兰县(现属兰州市)进京赶考,经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一头扎进温柔乡,“日遨游北里中”。初次参考,大败而出。吴可读面对考试败局不甘心,向外放话,说“留京再试”,大有考不上、不回家的决心。知情人则讥诮他,“实则恋某妓,不忍言别”。嫖妓宿娼是要花钱的,因此吴可读的手头很快花空。他的名义老师(即主考官,时称“座师”)闻知此状,怜他年轻有才,就劝他出城,住到九天娘娘庙去,“地僻远城市,可一意读书也。”(九天娘娘庙,一说在广安门一带,一说在圆明园一带。)

  为了功名,吴可读听信了名义老师的劝告,整理行李前往九天娘娘庙去住。刚住过三天,到第四天头上,他就忍不住了,憋得发慌,自言道:“人生实难,何自苦如是!”当天就赶往城里,住到他所倾恋的妓女那里。时间已久,再次花光了手头的费用。没钱了,妓女对他也不那么热情了,甚至还饭食都不正常提供了。甘肃籍在京官员闻听吴可读此状,就主动给他集资,条件是他回九天娘娘庙去住,否则就不把钱交给他。为了大头,只好委屈小头。吴可读接受同乡的条件,拿到集资,再去九天娘娘庙。吴可读这么一折腾,折腾得出了名,北京人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无不叫他“吴大嫖”。此前,北京衰败经年的有名戏班四喜班,被一位叫余三胜的人救活,北京人出了一个上联:“余三胜重兴四喜班”。不短的时间里没人对上下联,等“吴大嫖”名满京都之际,有头脑灵活的文人利用这个事情对出下联,曰:“吴大嫖再住九天庙。”

  “余三胜”对“吴大嫖”,“重兴”对“再住”,“四喜班”对“九天庙”,可谓绝对一幅!后来呢,吴可读终于考上了进士,一改好嫖恶习,做起严肃官员来。其实,他本身并非嗜嫖,用现在的话来说,“自我炒作”而已。“自我炒作”也是他二度成名的不二法门,在精神混乱中玩一把尸谏,赌命汉一下子成了堂堂忠臣。

  何其荒谬!

  晚清以降,因好色而出名的文人不仅吴可读一人,比吴可读更有名的人则是龚自珍。龚自珍是位杰出的学者,不唯“治学博杂”,而且还精通满洲话和蒙古话。龚自珍又好挥霍,“生平所得金,皆随手尽,京师人以怪物目之”。这位“怪物”更拿手的活计是勾引女人,而且是针对有身份的贵族夫人下手。多少有点法国名著《红与黑》主人公于连的做派。有一次,他去庙会上闲逛,发现一群王公贵族家的女人结伴而行,他一眼瞄上一位蒙族贝子的福晋(太太)。两人眉目相接后,龚自珍就用蒙语与该福晋对话,很快约定云雨之期,并屡得鱼水之欢。

  事过不久,被蒙族贝子发觉。贝子大怒,把福晋休了,又要找龚自珍算账。多亏贝子府中有人急忙送出消息,龚自珍才得单身逃亡。龚自珍逃出北京,“走至江淮间,几乞食”,狼狈之状可想而知。但此固为年轻时的风流韵事,人们不太计较。等他功名成就,做了部曹官员后仍是旧习不改。当时,皇族人士弈绘(号太素)开有明善堂(相当于现在的学者沙龙),屡约龚自珍去做客。弈绘有贝勒的爵位,龚自珍自然愿意交结。时间一长,龚自珍才学震惊四座,弈绘的妾(称为“侧福晋”)中有一位名叫“西林太清春”的,十分爱慕龚自珍的才学,就与龚自珍暗通款曲。龚自珍更展才学,以二人婚外恋为题材,写下不少诗词,如《桂殿秋》《忆瑶姬》《梦玉人引》等。

  弈绘知道内情后并没像蒙族贝子那样采取休妻杀人(未遂)的办法,而是派人与龚自珍宴饮,在酒中下毒,鸩杀之。

  关于龚自珍之死,还有因色自杀的版本即与奕绘无关。据传,龚自珍于道光十九年(1839)以四十八岁年龄告病辞职,到江苏丹阳客居(原籍为浙江杭州)。在丹阳他又找到一位红颜知己,名叫灵箫。灵箫本非如前两位福晋那样是良家妇女,风尘中人用情自然不会专一。龚自珍曾撞见灵箫与别的男人亲昵,醋意大发,命灵箫与该人断绝来往。灵箫表面答应,背后与该人来往更加密切。龚自珍察觉后,决定毒死灵箫。他拿着一小瓶宫廷密用毒药对灵箫说:“这药出自宫中,吃下去不会立刻死掉,几天后死了,也验不出死因。”灵箫无奈,服药殉情,龚自珍也服下毒药。

  此年为道光二十一年(1841),龚自珍五十岁。他是对爱情绝望,还是对世道绝望,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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