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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最后一线希望被半夜的一泡屎毁了  

2013-02-19 08:20: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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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最后一线希望被半夜的一泡屎毁了

  本文摘自:《五光十色说历史》,作者:张鸣,出版:线装书局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所谓历史,就是人活动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但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然后铺陈出来,洋洋洒洒。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之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至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顿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势如破竹的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进,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有好几次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

  中国的辛亥革命,跟后来的革命相比,是一场烈度不大的革命,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可能性的一场革命。它的整个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变数加了进来,历史行进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确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小皇帝溥仪之后,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跟政治有关的浊气。

  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少年亲贵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几乎所有人因他的遭际同情他。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特别的人生经验和感悟,以及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求新知的热情,理所当然地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很可能,立宪派出于对少年亲贵的不放心,因焦虑而萌发的提前立宪的动机,就不复存在了,即使照样有立宪情愿,光绪的应对也应该很不一样。其实,在当时,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

  现在的考古已经证明,在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而且已经排除了这些砷是尸体周边矿物质渗入的可能,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档案不会记载,当事人也都死了,没有留下任何口述资料),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曾祖时任礼部尚书,说他曾见太监在光绪死前,太后赐给他一碗“塌喇”(酸奶),大有嫌疑。事实上,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招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西太后心里明白,戊戌政变,理屈者是她自己。废了变法,囚禁了光绪,结果是闯了鼓励义和团杀洋灭教直至攻打外国使馆的大祸,而真正的祸首,也是她。一旦她死在前面,光绪在政治上清算她,实在是理所当然。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除掉隐患,顺理成章。西太后再一次向人们表明,在国家的命运和自己命运的天平上,她跟戊戌变法时一样,选择了把砝码放在自己的盘子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毒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或者这个人审时度势,知道老太婆也快完了,及时投靠新主子,不仅停止下毒,而且干脆把密谋和盘托出,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几个不怕死的党人精英,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等人,把当时威力最大的黄色炸药运进北京,经过测试、安装,并侦察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鸦儿胡同旁边挨着银锭桥的一座小桥。刺杀方案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如果安装时不出意外,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从那儿经过,炸药一炸,所有人都活不了。可是,就在前一夜他们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影晃动。如果在别的地方,也许当地人没那么爱管闲事,也就没事了。但是,北京人从来都好事,太有公益心了,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于是嚷嚷起来,结果居民自治组织上报警察,事情败露。结果,汪精卫等人功败垂成。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动作越大。因为当政者虽然也担心改良会损及他们的权势,但真正害怕的还是革命,因为按当时革命的宣传,革命党人恨不得把当家的满人寝皮食肉,一旦革命发生,统治者就会鸡飞蛋打,片瓦无存。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实际上的皇帝,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按道理,政府的改革应该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不那么深地得罪立宪派,统治的基础就比较稳固,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可惜,这个变化,就被一泡屎给毁了。那怎么办,谁让此时此刻此地,就有人要出来拉屎呢?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9日那天,革命党人已经定好了几天后发动起义,发动前夕,领袖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哥儿几个仓皇逃命,将印章、旗帜、手枪甚至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澂。当天,如果瑞澂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多半能将事情按住。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把人头挂在城头示威,这等于给革命造反做了最好的动员。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事变被酿成。更糟的是,事发当口,瑞澂这个临事而惧的草包,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舰长的话(其实是自己想跑),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钻狗洞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也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革命党领袖死的死,走的走,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守下去,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实际上,如果9日那天革命党人试制炸弹没有失败,起义按部署进行,还真的不一定能有这样的效果,好些士兵没有了杀头的威胁,未必会参加起义。因为就在半个月之前,某些革命士兵也炸了窝,枪响之后,他们的同志居然没有响应。所以,1911年10月10日起义的成功,也有很大的偶然性。

  不过,此时的清政府,拼命收权,把行政权收到满人手里,把地方的权力收到中央手里,大错已经铸成,在各地发言权最大的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如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起了警觉,吸取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政府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退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历史不给清政府机会,但是却给了袁世凯机会。只是袁世凯的机会,也不见得像某些史学家讲的那样,一点变数都没有。

  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一半,再加上已经起义的山西阎锡山的力量,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北方也成了革命党的天下。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说。但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这天早上,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不明就里的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被倒向清政府一边的张作霖逼得出走大连。刚刚还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旋踵就烟消云散。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显然,这位号称士官三杰的吴禄贞过于自信,过于自信自家的魅力,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当时吴禄贞遇刺时,身边一个可靠的卫士都没有。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

  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年1月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逼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即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此时的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不认可南北和谈的结果,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所以,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到了革命党人的暗杀。在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装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而且准头不够,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炸弹如果扔得准一点,马车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了辫子。这样,后来的事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

  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历史是多么的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此前新政的成果,在革命爆发之际,余荫尚在。所谓革命的形势,仅仅是在1911年5月,皇族内阁出台之后才形成的。以至于此前4月份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发动的广州起义,还是一败涂地。非常同情立宪派的两广总督张鸣岐,尽全力扑灭了起义。

  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即使革命发生,中国举国骚乱,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再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也让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充满动荡的道路。革命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难题,但后来的人们,却又只能在进一步的革命中加以解决,以至于革命的烈度越来越强,持续的革命,更严重的问题,没有个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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