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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不需杯酒释兵权:慈禧为何罢黜恭亲王  

2013-03-26 07:29: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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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杯酒释兵权:慈禧为何罢黜恭亲王

 
  1884年5月2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发表了一篇震撼性的报道:“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这篇报道回顾了这位中国总理“两起三落”(他的第三“起”要等到十年后的甲午战争才会来到)的政治生涯,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并且拿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来做陪衬。据说,每当西华德谈起中美关系,为了强调自己的权威性,最爱将恭亲王挂在嘴边:“恭亲王与我共同认为……”

  这篇长达近千单词的报道,代表了当时美国及国际社会对恭亲王的主流评价,但其核心内容却大摆乌龙。52岁的恭亲王还好好地活着,在他那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的王府中,荡起双桨,推开波涛,看着阳光洒在湖面上。

  无风不起浪,恭亲王的确在20多天前(4月8日)被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

  不需杯酒释兵权

  引发恭亲王下岗的直接导火线,是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在4月3日上的一道奏折,从题目就能看出其鲜明的立场:《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议》。此时,中法战争已经爆发,清军在越南北圻丧师失地,朝野震惊。盛昱奏折中的攻击目标是政治局委员兼中组部部长(“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李鸿藻,正是他推荐任命了前敌将领,但是,恭亲王作为首席军机大臣,不能不承担领导责任。盛昱的本意,在于敲打敲打军机处,推动善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但是,5天后,慈禧太后的批复令众人大吃一惊:军机处全体下岗。

  这一天,慈禧太后反常地没有召见军机大臣,而只是召见了军机处的“秘书长”(领班军机章京),按照她的思路拟定了圣旨,指责恭亲王等军机大臣“委蛇保荣”,地位越来越高,却越来越不思进取(“爵禄日崇,因循日甚”)。处理结果是,恭亲王奕䜣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廉降二级调用;翁同 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

  同一天,慈禧太后宣布组建由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组成的新的军机处,随后又宣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至此,以醇亲王奕譞为首的新的行政核心组成。

  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在主流史家眼中,“甲申易枢”普遍被看做是慈禧太后抢班夺权的“疑似政变”,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反动”势力向以恭亲王为首的改革派们的反攻倒算。利用中法战争的失利,慈禧太后甚至不用一杯酒,就成功地解除了恭亲王的权力,至于李鸿藻等人,则成了陪衬而已。

  琐屑的总理

  “甲申易枢”当然有极为浓厚的权争色彩,但在慈禧太后“夺权”之外,恭亲王也的确在此前暴露出了极大的破绽。

  根据当时的末班军机大臣、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日记记载,3月30日,慈禧太后召集紧急会议,讨论越南军情。当天,军机处已接到电报,确定了北宁、谅江失守。会议上,恭亲王却大谈当年十月为慈禧祝寿进献之事,“极琐屑不得体”。慈禧太后终不耐烦,表示说早已决定不为生日搞什么“进献”了,何必请旨呢?“且边事如此,尚顾此耶?”但恭亲王“犹剌剌不休,竟跪至六刻(一个半小时),几不能起”。第二天的会议还是如此,还增加了一个惇亲王奕誴(恭亲王的五哥),两位王爷兄弟“所对皆俗语,总求赏收礼物”,慈禧太后的话就开始说得重了:“心好则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忠心”。翁同龢看不下去,只好“越次”发言,劝两位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总算给大家找了个台阶,“两王叩头,匆匆退出”。翁同龢则在当天日记里感慨说:“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 ”

  翁同龢的日记,虽然经过他日后不断地修正调整,但基本事实的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吊诡之处在于,此前在处理一系列内政外交中杀伐果断的恭亲王,何以此时变得如此琐屑?年龄上,他此时才50出头,作为国家领导人,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虽然从1883年开始他休了一年的病假,但已经病愈;经验上,从20多年前临危受命,与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谈判开始,他长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清国上下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比他更能驾驭复杂的局势。只有一种合理解释:恭亲王的变化,非自主也,实无奈也。

  8年前(1876年),恭亲王的得力助手文祥病逝后,慈禧太后将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安插进了总理衙门。李鸿藻是倭仁一类的人物(参阅本专栏2月22日《改革的阳谋》),能唱出调门很高的政治高音,但基本不干事,只管挑刺,做监工。毫无疑问,这种组织措施上的“掺沙子”,就是为了防止恭亲王在这个几乎等于“国务院”的衙门中尾大不掉。曾经团结一心的总理衙门,从此派系林立,只在表面上维持着一团和睦。

  在这之后,无论军事、经济、人才建设等任何改革,都无不遭遇重重阻力,打横炮的、使绊子的,弄得恭亲王也心灰意冷。1882年他因病离职,病是真的,但身病的根源仍是心病。病愈后返回工作岗位,又碰上了中法在越南对峙。以李鸿藻等为首的“清议派”高喊主战,实际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们的背后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这位王爷此时也政治春情萌发,希望能贡献力量了。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务实派,则认为此时最好还是避免战争,以外交手段为主,韬光养晦,夹紧尾巴,先把国内建设搞上去,厚殖国力。

  了解家底的恭亲王是倾向于韬光养晦的,但却架不住主战派的道德攻势,十分为难。同样的,作为最后拍板者的慈禧太后,也左右为难、上下摇摆。显然,无论战还是和都有风险,而无论出现任何风险,其责任当然不能由太后来承担,恭亲王就是那个注定要做“检讨”的冤大头,这是他的角色注定了的“台词”。而在“战无可胜”的情况下,本就不主张冒险一战的恭亲王,选择以婆婆妈妈的琐屑来主动获咎,是给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台阶。

  盛昱弹劾军机处的奏折,被慈禧太后足足压了5天。收到奏折的次日,正是清明节,慈禧太后将恭亲王打发出京,随后多次秘密召见光绪的生父醇亲王,确定了中央新的领导班子。以恭亲王20多年执掌最高权力的苦心经营,他必然也能及时掌握这些异动情报。如果说“甲申易枢”是慈禧太后发动的不流血政变,那恭亲王绝对是心照不宣、并且默契配合地“被政变”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政变”后,时人嘲讽新的领导班子比老班子无能,写了一幅后世传诵的对联:

  易中枢以驽马

  代芦服以柴胡

  但包括西方记者在内,有多少慷慨激昂的人理解高层政治中的无奈?

  平衡木上骑毛驴

  恭亲王在中法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无奈、无力和无能,并不是第一次。与他相熟的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校长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就说:“总理衙门这台机器是根据测微螺旋原理制造的,将震动最小化,但并不促进问题的解决。”这并非“机器”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定位问题。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一个执政者、尤其是改革者,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威资源作保障,他的改革是难以推进的。而恭亲王所能掌握的权威资源,并非完全自主,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取决于他和慈禧太后之间的权力平衡。大权旁落,除了作为减震器外,还能做什么呢?

  在整个大清国的权力架构中,随着恭亲王地位的不断下降,他也日益成为一个大管家而已,平衡着上、下,平衡着左、右,平衡着“抓革命”与“促生产”。另一个近距离观察紫禁城政治的美国传教士学者明恩溥(Arthur H Smith),就将恭亲王形容为“朝廷统治机器重要的平衡轮”。这种“平衡轮”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在失去后才体现出来,当1898年恭亲王去世后,大清国果然失去了平衡,先是向右急转弯(“戊戌变法”),然后是向左急转弯(“戊戌政变”及义和团),国家元气被折腾殆尽。

  对于大清改革的艰难,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看得很清楚。恭亲王去世3年之后,在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他为英国《双周评论》 (Fortnightly Review)撰写了《中国、改革和列强》(China,Reform and the Powers)的著名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个毛驴的寓言:

  老人和男孩牵着毛驴去赶集,路上碰到一个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教导他们说让驴跟着走而不骑实在是一种浪费,于是老人骑上了驴。另一个鼓吹儿童权益的改革者,却斥责老人怎么忍心让孩子在一边跟着毛驴跑,于是,换了孩子骑驴。第三个改革者责怪孩子,岂能让患有风湿病的爷爷踉跄步行,于是,一老一小同时骑驴。动物保护协会的人就不答应了,大声斥责他们,告诉他们最适当的方式就是牵着驴走。最后,老人、孩子和毛驴都掉到深沟里。

  赫德的结论是,不要对中国的改革横加指责,“人们最熟悉的可能仅仅是自己所在的那个领域”而已。

  而恭亲王的艰难之处,不仅在于很多人对是否骑毛驴、如何骑毛驴七嘴八舌,而且,日渐丧失权力的他,还只能在狭窄的平衡木上骑毛驴。体操中的平衡木,没有男子选手,原因据说很简单,如果摔落后正好跨坐其上,会导致致命危险。政治体操中的平衡木也如此,“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才能杜绝“鸡飞蛋打”的危险,除非你不玩。因此,包括恭亲王在内,作为权力排行榜上的“老二”,中国历史上的“总理”们,总是不得不告别阳刚、走向阴柔,只关心问题、不关心主义(或假装不关心),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或假装不抬头),并且在任何必须向老大低头的场合,主动地、深刻地检讨自责,从而即使在暴政、庸政泛滥的年代,也能离奇地建立起自己在民众心目中操劳、亲切、忍耐的好管家形象。

  中国宰相,其职责就是“调和鼎鼐”,做好政治大厨。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当所有的烹饪用油都已经是被深度污染而后“漂白”的“地沟油”时,大厨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尽量可口些,当毒性发作时,口舌至少还能享受到致命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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