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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下落究竟如何?成八十老僧被迎回皇宫  

2013-04-13 07:35: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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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下落究竟如何?成八十老僧被迎回皇宫

核心提示: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

倘若能够证实建文帝确实在建文四年自焚而死,那么《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毫无疑问是伪书。但是,迄今为止难以证实这一点,就连钱谦益自己写的《建文年谱序》,也不认为建文帝自焚而死。

《致身录》与《从亡随笔》记载建文帝逃亡生涯,是第一手的野史资料。关于它们的真伪,历来有争议,而“伪书”说颇占上风,却难以服人。

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发动军事政变的燕王朱棣进入南京城,建文帝下落不明,有的说自焚而死,有的说出宫逃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利益攸关方的朱棣,公开宣称,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否则的话,他的取而代之就缺乏合法性。其实他内心深处并不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怀疑他出宫逃亡,暗中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寻访张邋遢(张三丰)为幌子,四出侦查建文帝踪迹,前后达四十年之久。张岱《石匮书·胡濙列传》写道:“时传建文崩,或云逊去,诸旧臣多从建文去者。文皇(即明成祖朱棣)益疑,遣胡濙巡天下,名访张邋遢,又名搜书,遍行郡县察人心。又传建文在滇南,濙以故在楚湖南久。(永乐)二十一年还朝。会文皇驻宣府,濙驰夜上谒。文皇已就寝,闻濙至,披衣急起召入,劳濙赐坐与语,濙言不足虑也。先,濙未至,传言建文蹈海去,文皇分遣内臣郑和辈浮海下西洋。至是,文皇疑始释。”朱棣如果真的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明清史专家孟森《建文逊国考》说:“果如横云所言,成祖命中使(宦官)出其尸于火,验明的系建文,始以礼葬,则何必疑于人言,分遣胡濙、郑和辈海内海外,遍行大索二十余年之久?”逻辑严谨的反问直刺朱棣内心深处,公开宣称建文帝自焚而死是为了夺取帝位,暗中侦查他的下落是为了防止他东山再起。

即使建文帝的子孙后代也不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例。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向内阁首辅张居正提出了思虑已久的问题:“闻建文帝当时逃逸,果否?”张居正如实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段文字见于作为国史的《明神宗实录》。明神宗要张居正把建文帝在云南驿站墙壁上的题诗抄写出来,全文如下:“沦落江湖四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建文帝逃亡之事,朝廷始终避讳,《明成祖实录》故意抹去了这段历史,所以张居正说“国史不载此事”,那么“先朝故老相传”的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来自民间野史,首当其冲的就是《致身录》与《从亡随笔》。建文帝的几首题壁诗都出于《从亡随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明末清初文坛盟主钱谦益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斩钉截铁地断定,《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是“伪书”。他在《致身录考》中说:“万历中,吴中盛传《致身录》,称建文元年,彬(指史仲彬、史彬)以明经征入翰林为侍书。壬午(建文四年)之事,从亡者三十二人(引者案:应为二十二人),而彬与焉。彬后数访帝于滇于楚于蜀于浪穹,帝亦间行数至彬家。诸从亡者氏名踪迹皆可考证。”随后他举出十条理由,“断其必无”,结论是:《致身录》是一部伪书。他的意见获得了一部分学者的支持,潘柽章《国史考异》说:“(建文)逊国诸书真赝杂出,盖作俑者王诏之《奇秘录》,而效尤者史彬之《致身录》也。二书皆浅陋不经,而《致身录》以缘饰从亡事,尤为流俗所歆艳。”

但是明末清初不少著名学者并不认为《致身录》是“伪书”,陈继儒、胡汝亨、文震孟等都为它写序,便是明证。陈继儒的《致身录序》说:“金川门献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参半是也。今得先朝史彬《致身录》,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际了然矣。”胡汝亨《致身录序》说:“是编也,请太史氏亟收之,以徵文献焉。百世而下,为之涕泆而不能已也。”文震孟的《致身录序》说:“是录复出,得照耀人间,使懦夫立志。”难道只有钱谦益火眼金睛,一眼看穿是“伪书”,而陈、胡、文诸公有眼无珠,真假莫辨?看来“伪书”说值得怀疑。

清初的张岱就认为它是信史,他在《石匮书》中写到建文本纪时,明确地说:“建文帝出奔事,见史仲彬《致身录》及程济《从亡随笔》。”又说:“建文革除事,传疑久,一似耿耿人心者。兹《致身录》出自从亡手,含荼茹苦,自尔真功,其文质而信,怨而不伤,独史氏书也哉,足以传矣。”提到建文帝出宫逃亡之事,大量引用《致身录》的文字,写道:“《致身录》曰:大内火起,帝从鬼门关遁去,时六月十三日未时也。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亡去。’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灌铁(引者案:据《从亡随笔》:‘闭以二锁,锁以铸铁灌’)。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大内。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鞋帽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即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备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疑,有等著名势必究诘,有等妻儿在任心必牵挂,宜各从便。’”此后大部分篇幅是关于建文帝流亡生涯的记叙。

崇祯六年至九年担任内阁大学士的钱士升,对此书是深信不疑的,崇祯四年写了《史翰林致身录叙》,表达了“且惊且喜”的读后感,并于崇祯十七年编辑《逊国逸书四种》,收录了《致身录》,题签是:“东吴史仲彬自叙”。据曹参芳《逊国正气纪》卷二记载,宣德九年,建文帝在程济等陪同下,来到吴江县的史府,其时史仲彬已死,“临终书有《致身录》,嘱其子晟曰:‘存之以俟百世知我君臣艰苦也。’”建文帝“阅《致身录》泣曰:‘彬不愧斯语矣。’”可见建文帝看见过《致身录》的手稿。该书篇末有史仲彬之子史晟的跋文:“正统戊午(三年)五月望,不肖男晟谨识。”由此可以推断,《致身录》在正统三年已经刊刻成书。

由于史仲彬宣德三年去世,建文帝此后的流亡生涯的见证人程济所写的《从亡随笔》,显得尤为珍贵。然而钱谦益认为《从亡随笔》(他称为《从亡日记》)也是“伪书”,专门写了《书致身录考后》,说:“余作《致身录考》,客又持程济《从亡日记》示余,余掩口曰:陋哉!此又妄庸小人,踵《致身录》之伪而为之者也。”还说:“(程)济之从亡,仅见于野史,其曾有私记,出何典故?”“《日记》出而《致身录》之伪愈不可掩矣甚矣作伪者之愚而可笑也。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杂出,莫可辨证。”仅仅以“仅见于野史”、“无《实录》可考”,就断定为“伪书”,似乎过于武断。如前所说,明神宗询问张居正建文帝“逃逸”之事,张居正也说“国史(即《实录》)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云云,说的就是野史,他是相信的。钱士升写的《从亡随笔叙》也是相信的:“从亡二十二人,惟程编修与能贤朝夕随侍,始终周旋,所记岁月往返,历历在目,与《致身》、《附膝》二录间有矛盾,而要之不离随笔者近是,故纪中多取准焉。”

《从亡随笔》收入钱士升编辑的《逊国逸书四种》,题签是:“朝邑程济著,魏塘钱士升订《从亡随笔》(壬午迄庚申共三十九年)”。壬午即建文四年(1402年),庚申即正统五年(1440年),连头带尾恰好三十九年。前面提到建文帝的那首题壁诗,《从亡随笔》这样写道:“庚申夏四月,师(指建文帝)题寺壁诗,有‘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之句。”就在这一年,建文帝把逃亡事情告诉了一名御史,御史上报皇帝,皇帝派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来验明真假,程济记录了当时目睹的情况:“(吴)亮至不能辨,师语畴昔宫中事数条,亮乃大恸,伏地不能仰视。密以闻,遂命迎入,称老佛,养大内中。”程济完成了随侍护驾的任务,回到云南,焚毁先前居住的茅屋,写完了这本《从亡随笔》。言之凿凿,令人不能不信。

钱谦益所说“万历中,吴中盛传《致身录》”云云,似乎以为这是万历中叶冒出来的野史传闻。但是,祝允明写于正德年间的《野记》也有类似内容,又作何解?祝允明写道:“建庶人(指建文帝)国破时,削发披缁骑而逸,其后在湖湘间某寺中……至正统时,八十余岁。一日,闻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陈牒,门者不知谁何,亦不敢阻。既入,从中道行,至堂下坐于地。御史问:‘汝何人,讼何事?’不对,命与纸笔,即书云:‘告状人某姓,太祖高皇帝长孙,懿文太子长子’以对。左右持上,御史谓曰:‘老和尚事真伪不可知,即真也,吾与汝无君臣分,不得行此礼。虽然,汝老为此,欲复出何为乎?’曰:‘吾老也,无能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付之何地耶?不过欲归体父母侧尔,幸为达之。’御史许诺,命有司守护,飞章以闻,上令送京师。”祝允明也记录了建文帝的诗句“长乐宫中云气收,朝元阁上雨声愁”。这些信息从何而来?

郑晓写于嘉靖年间的《吾学编》,其中的《建文逊国记》也有类似《致身录》与《从亡随笔》的记载:“帝发火宫中,即削发为僧人入蜀。或曰,去蜀未几,入滇南,常往来广西、贵州诸寺中……帝尝赋诗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华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士庶至今犹能道之。”这些信息又从何而来?

倘若能够证实建文帝确实在建文四年自焚而死,那么《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毫无疑问是伪书。但是,迄今为止难以证实这一点,就连钱谦益自己写的《建文年谱序》,也不认为建文帝自焚而死,他写道:“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指建文帝)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涂以安之也。”既然如此,断言记载他流亡生涯的《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是“伪书”,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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